紙引未來訊,一“紙”賣出6684萬元!華南理工大學新機制促使芳綸紙相關技術順利作價入股。華南理工大學胡健領銜的團隊,研發了芳綸紙相關技術,作價6684萬元,以技術入股的方式,與中車集團株洲時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共同設立合資公司。一項技術緣何能賣出高價?
華南理工大學輕工科學與工程學院胡健教授最近特別忙,他領銜團隊研發的芳綸紙相關技術已成功轉化,生產線將于今年4月正式投產。
芳綸紙是一種重要的國防裝備基礎材料。2016年,胡健團隊將此研究成果以技術入股的方式,與中車集團株洲時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共同設立合資公司,相關技術作價6684萬元。一項技術緣何能賣出高價?
1、自己有技術,不再受制于人
高性能對位芳綸紙基復合材料是一個拗口的專業名詞,但飛機、高鐵、航空母艦、大型運輸機、運載火箭,其某些關鍵部件都必須用到該“紙”做成的復合材料。
此“紙”并非生活中的紙張。對位芳綸纖維研制的系列“紙”可以制備蜂窩夾層復合材料,具有比重輕、比強度和比剛度高、抗沖擊、優異的隔音隔熱阻燃性能,良好的高溫穩定性和透電磁波性能等特點,是國家重大工程迫切需求的戰略材料。
然而,此前該類材料完全被美國杜邦公司所壟斷。杜邦公司經過50年發展,已開發出第三代高性能芳綸紙,比第一代產品性能高一倍以上,但杜邦公司只對我國出口性能較差的第一代產品,導致我國高端芳綸材料受制于人,要“看人眼色”。
瞄準國家重大戰略需求,著力提升原始創新能力是華南理工大學的傳統“基因”。在學校支持下,十多年前,胡健團隊聯合國內相關研究院著手研發芳綸紙相關技術,目標十分明確:突破國外技術封鎖,擁有中國人的核心技術,滿足國防軍工重大需求的同時,推動相關產業發展。
創新不是一蹴而就的。經過十多年的技術攻關,團隊成功跳過杜邦第一代、第二代產品,研發出第三代產品,一舉打破國外對我國的技術封鎖,為我國新型國防裝備研制提供了材料保障。
軌道交通等民用領域也十分“渴望”芳綸紙技術。因其能有效降低高速列車的能耗和噪音,同時也是高鐵上重要的高溫絕緣材料,速度高達200公里/小時以上的動車需要大量使用芳綸紙蜂窩。
“用芳綸紙制成的異形件,成本每個20元,可日本三菱賣給我們的卻是2800元。”胡健指著手中的異形件,苦笑著說,“這個異形件,按個數賣。賣多少個,由對方說了算。”
“不過,有了自己的芳綸紙技術,我們也能生產異形件了,不再受制于人。”他自豪地說。
2、技術入股,團隊獲利超5千萬元
中車集團株洲時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一直在尋求解決芳綸紙蜂窩問題的方案。2014年,他們找到胡健,商討該技術轉化事宜,以解決困擾多年的芳綸材料規模化生產技術難題。
“把科研成果產業化,提升我國芳綸材料的核心技術競爭力,正是我們研發的初衷。但該項目是學校承擔的國家一系列重大科研項目之一,涵蓋范圍大,包括國家軍民融合重大專項成果,學校是否同意轉化?應該如何轉化呢?”完全摸不著頭緒的胡健,立刻把此情況向時任華南理工大學副校長、現黨委書記章熙春匯報,“他聽后表示支持,說你們團隊來開路,先放個頭炮,看看響不響。”至今,胡健仍清楚記得章熙春所說的話。
以理工科見長的華南理工大學,在注重源頭創新的同時,堅持面向經濟社會發展主戰場,加強產學研合作,注重科技成果的轉化應用。早在上世紀90年代,已在推進科技成果轉化方面進行嘗試,先后出臺了《華南理工大學科技創業崗管理辦法》《華南理工大學科技人員創辦科技企業管理辦法》,允許校內科研人員利用職務發明創辦科技企業。
不過,這次學校也遇到了新問題。如與企業商談轉化合作方式時,學校和團隊一致贊同技術入股方式,但技術入股涉及到國有資產評估等問題,該如何處理呢?為此學校成果推廣和資產管理相關部門進行了專門的論證調研,給予了充分的政策支持,掃除技術入股障礙;多次召開校長辦公會討論,積極配合團隊與投資方在技術合作細節、企業投資規模、合作模式等方面進行深入洽談。
胡健回憶說:“大概2個月后,經學校辦公會集體決策,同意我們以技術作價入股方式與企業共同設立合資公司。”雙方隨后簽訂了合作備忘錄,2016年正式簽訂合同。
3、“資金+政策”是轉化成功的關鍵
“技術作價6684萬元,校方占合資公司25%的股份,隨后學校按規定將所持股份的80%獎勵給團隊。”胡健表示,“80%,換算下來就是5300多萬元。在別人看來,這是科研工作者以成果致富的典型,但對我們團隊而言,更多的是一種欣慰。”
為什么說是欣慰?他說,芳綸紙技術開始主要應用在國防重大裝備上。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把軍民融合發展上升為國家戰略。“感覺此技術轉化能為國家推進的軍民融合戰略貢獻一份力量。”
在他看來,該成果得以順利產業化的關鍵在于“資金+政策”支持。“成果‘賺錢’之前,該技術從無到有,突破國外技術封鎖,完全得益于國家、省市科研項目的經費支持。”胡健感嘆道,“轉化中,無論是進行工程設計、設備驗證,還是到國外進行工程化試驗,學校都是一路開綠燈。如果沒有政策保障,不可能進展如此順利。”
他特別強調,技術轉化不能急功近利。“提出技術入股合作方式時,對方一聽打趣道,難道大學老師不要錢的?”胡健解釋道,“沒有人比我們更懂得自己的技術。技術入股,意味著團隊要介入到整個轉化過程中,持續跟蹤該技術,不至于轉化半途夭折。”
讓胡健印象最深刻的是,在轉化過程中,學校還繼續深入探討科技成果轉化機制。2015年,在廣東省率先出臺《華南理工大學服務創新驅動發展、進一步推進科技成果轉化工作的若干意見》,簡稱“華工十條”,規定將科技成果轉化所得收益(或股權)的70%以上獎勵給成果完成人團隊。2017年,學校設立科技成果轉化辦公室,實現校內對科技成果轉化事項“一站式審批”,同年出臺《華南理工大學科技成果轉化管理辦法》。“十二五”以來,學校累計承擔了企業委托課題近1萬項,合同總經費近35億元,為企業解決了上千個技術難題。
成果轉化道路上的政策障礙被一一掃除后,胡健團隊和企業放心開干。從2016年至今,公司已安排十幾人到胡健實驗室,共同進行中試、工程化試驗,畫出的工程紙多達上千張。目前項目投資5億元,年產值10億元,預期實現年利稅3億元。產品已在大型飛機、磁懸浮、高鐵、地鐵、虛擬軌道交通開展示范驗證,部分零部件已開始成功運用,產業化發展前景廣闊。
胡健十分看好該技術的市場前景,希望通過成果轉化,讓國防領域的科研成果加快服務于我國的高速鐵路、大飛機等國民經濟建設,增強軍用技術成果對戰略性新興產業推動引領作用,提升我國在該技術領域的話語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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