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造紙術與阿拉伯的繁榮有何關系？

 

　　所謂“紙”，在漢代許慎的《說文解字》里的解釋是，“紙，絮（即纖維）也，一曰苫也”。這是個形聲字，構成紙的植物纖維從肉眼看確像白細的絲絮，故而從“糸”。早在20世紀70年代，甘肅居延的肩水金關漢代遺址就出土了公元前1世紀的麻紙。由此可見，早在西漢時中國人就已發明了造紙。不過，彼時的麻紙還較粗糙，不便書寫，且當時造紙原料麻主要用于縫制衣服，以麻為主要原料，造紙業自然難有大的發展。但曙光已現，迫切的社會需求又在催促著技術的改進。有道是時勢造英雄，東漢出現了一位中國和世界科技史上的偉人、造紙術的革新家——蔡倫。

 

　　蔡倫是一個東漢宦官，去世于公元121年，生年不詳，其生平事跡見于《后漢書·宦者列傳》，他總結了西漢以來的造紙經驗，利用東漢皇室工場的物質條件和能工巧匠，采用樹皮、麻頭、破布和漁網等用做原料（其中，用樹皮做原料，就是現代木漿紙的先河），變廢為寶，又改造了造紙工藝，造出了一批質量較高的好紙。至于。元興元年（105年），蔡倫把紙獻給朝廷。這件事受到漢和帝劉肇的稱贊和嘉獎，并且通令全國推廣，還讓史官記錄在冊。后來，人們就把這種紙叫做“蔡侯紙”。漢代以后，雖然造紙工藝不斷成熟完善，但上述四道程序基本未變。

 

　　中國紙大約在3世紀從敦煌開始西傳。新疆正是通往中亞、西亞的必經之地，中國紙由駱駝商隊經甘肅、新疆向西販運，西域商客也在當地停留從事貿易。早期西方探險家斯文·赫定與斯坦因在新疆樓蘭地區曾發現3世紀中國麻紙殘片。經研究，這些信由客居涼州（今甘肅武威）的商人南奈·萬達（Nanai Vandak）在晉懷帝永嘉年間（307-313年）寫給其居住在撒馬爾罕的友人的。近年來中國考察團在發掘工作中發現了寫有漢文、藏文、梵文及古代龜茲文的8世紀寫本。其中1972年在吐魯番發現的文書中，有一份被定為公元620年之物，上面有造紙人“紙師隗顯奴”和高昌行政官員的姓名。另一殘片上寫有派遣囚徒到造紙場做工的行文。這說明在中原人民廣泛造紙以后，不久紙張就傳到西域各地，并且被當地人所利用。

 

　　到了公元751年七月，唐朝安西節度使的軍隊與黑衣大食（阿拉伯帝國）的邊防軍在中亞怛羅斯城發生了一次孤立的沖突。這場戰役的一個始料未及的后果是，被阿拉伯人俘獲的唐朝戰俘中有造紙工匠。這些工匠被帶回到阿拉伯在中亞的軍事駐地撒馬爾罕后，造紙技術開始在伊斯蘭世界生根。11世紀阿拉伯作家薩阿立比（Al-Tha'alibi，960-1038年）在所著《珍聞諧趣之書》中就寫道：“造紙術從中國傳到撒馬爾罕，是由于被俘的中國士兵。獲此中國俘虜的人是齊牙德·伊本·噶利將軍。俘虜中間有些以造紙為業的人，由是設廠造紙，馳名遠近。造紙業發達后，紙遂為撒馬爾罕對外貿易的一種重要出口品。造紙既盛，抄寫方便，不僅利濟一方，實為全世界人類造福”。

 

　　紙的手下敗將

 

　　的確如此，造紙術傳入阿拉伯帝國后，在撒馬爾罕興建了第一批造紙工場，由中國工匠傳授技術，而且設備也是中國式的。撒馬爾罕豐富的大麻和亞麻植物加上灌溉渠中的水，為造紙提供了自然資源，紙的產量逐步上升，不僅滿足了當地需要，而且在與外地貿易中，紙張成為撒馬爾罕的重要商品。如同在中國內地造紙的習慣一樣，造紙工匠們以地方命名，把當地生產出來的紙叫做“撒馬爾罕紙”。不久，在阿拉伯帝國各屬地都熟知這種紙了。所以，當時的阿拉伯人說，在撒馬爾罕的特產中，首先應該提到的是紙。沿著“絲綢之路”，造紙業繼續從撒馬爾罕傳到巴格達，當時的阿拉伯帝國首都以及當時世界最富庶的城市之一。公元793年，阿拉伯帝國哈里發哈倫·拉希德在巴格達建立一家造紙工場，聘請中國工匠造紙。公元795年又在敘利亞大馬士革開辦了一家造紙工場。由于當地接近地中海海岸，交通方便。歐洲各國在自己沒有建立造紙廠之前，紛紛向大馬士革購買紙張。從此，大馬士革紙在歐洲大陸風行的時間長達幾百年之久。有趣的是，在敘利亞境內還有一個地方叫班畢城，后來也生產紙張。本來該地出產的紙可以叫做班畢紙。由于“班畢（Bambycina）”的發音跟歐洲稱呼棉花的發音（Bombycina）相近，出現了訛傳——在很長的時間里，歐洲長期認為阿拉伯紙都是棉紙，這當然是一個有趣的誤會。

 

　　造紙術傳入的意義對阿拉伯帝國的文化事業而言無論如何都是不過分的。在紙張傳入之前，中東地區的人們曾經廣泛使用羊皮紙作為書寫材料。所謂“羊皮紙”（parchment）是一種統稱，指使用動物皮革制成的紙張，以綿羊皮為主，也包括山羊皮、小牛皮等，質量最好的羊皮紙是用犢皮制成的，稱為犢皮紙（vellum）。地中海地區在古代一直有使用動物皮作為書寫材料的傳統，但是成熟的羊皮紙制造工藝在公元2世紀中期后才出現。但羊皮紙的價格高昂，加上寫一部書需幾百張羊皮，一般人是負擔不起的。換句話說，在造紙術尚未傳入的地區，即使有博通諸學、作業勤奮的譯員、作家，也無力支付昂貴的紙張以著書立說。至于古代埃及曾經使用長達3000年的莎草紙，雖然它的絕對成本要遠遠低于羊皮紙，在埃及的普及性也遠遠高于羊皮紙，但是由于產地基本只有尼羅河三角洲地區，所以各地根據與埃及的貿易距離，要承擔不等的高昂運輸費用，以致莎草紙的成本實際上比羊皮紙還要昂貴。相比之下，紙美觀、實用、輕便，因此迅速取代了先前用于書寫的“羊皮紙”。

 

　　相比之下，紙張顯然更加廉價，其原料不需要依靠畜牧業副產品，而是依靠廢舊布料，這種材料隨處可見并且供應充足。結果，紙。很快，紙張憑借它優越的書寫特性、低廉的成本和穩定的供給，將羊皮紙和莎草紙完全排擠出了市場。伊斯蘭歷史學家伊本·卡爾敦（Ibn Khaldun）指出：“紙張被用于政府公文和外交文本。后來，人們也將紙張用于對公文書和學術著作，而造紙的技術也達到了精湛的水平”。

 

　　百年譯經運動

 

　　值得玩味的是，造紙術在公元8世紀的傳入和巴格達的學術繁榮幾乎是同時出現的。在此之前，“阿拉伯人是以劍和舌，而不是以筆為榮的。”在此之后，則變成了“他們把一切工作歸納為劍和筆兩個方面”。造紙業的發展及社會生活中廉價紙張的應用，令抄書成本大大下降，私人藏書成為可能，大學也有了更加廉價的教學載體。這一切都為阿拉伯帝國文化的繁榮奠定了物質基礎。

 

　　公元9世紀時，巴格達以有百余家書商而自豪。在不久之前還是過著游牧生活的貝都因人“雖然只有很少的一點科學、哲學和文學基礎，但是他們從沙漠里帶來了敏強烈的好奇心，難以滿足的求知欲”，“從沙漠來的征服者……證明自己是何等好學的學生”。

 

　　阿拔斯王朝（750-1258年）的前幾任哈里發崇尚學問，把巴格達變成了國際學問中心。曼蘇爾設立專門的機構掌管醫學和星象學，并積極鼓勵通過絲綢之路引進異國先進文化知識。而第七任哈里發麥蒙（813年-833年在位）本人就是一位學者，對數學和天文學深感興趣。他在巴格達建立了一所綜合性的學術機構——智慧館（由圖書館、科學院和翻譯局三部分組成），并曾給出與書稿等重的黃金作為報酬的天價。在這里，“世界各地的科學被譯成了阿拉伯文，它們獲得修飾而深入人心，其文字的優美在人們的血管里川流不息”。

 

　　在阿拉伯人勢力控制的范圍內，各地區先后掀起了亙古未有的翻譯、考證、勘誤、謄錄、診釋、增補古典遺產的運動。在這場長達百年的“翻譯運動”中，古希臘重要的哲學和自然科學著作，如柏拉圖的《理想國》、《對話集》，亞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學》、《倫理學》，歐幾里德的《幾何學原理》，托勒密的《天文集》等；印度的數字（今天被稱為“阿拉伯數字”）、波斯（今伊朗）的歷史巨著《列王記》從絲綢之路的兩端匯集到了巴格達，隨后在智慧館里被譯成了阿拉伯文。“在建筑巴格達城后，僅僅75年工夫，阿拉伯學術界就已掌握了亞里士多德主要的哲學著作、新柏拉圖派主要的注釋、格林醫學的絕大部、還有波斯-印度的科學著作。希臘人花了好幾百年才發展起來的東西，阿拉伯學者，在幾十年內，就把它完全消化了”。

 

　　在當時的歐洲人幾乎完全不知道古希臘的思想和科學之際，這些著作的阿拉伯語翻譯工作已經完成了。可以說，在中世紀的黑暗中，是穆斯林世界的星光照亮了地中海世界的科技天空：“阿拉伯留傳下十進位制、代數學的發端、現代數學和煉金術，基督教的中世紀什么都沒留下（恩格斯《自然辯證法》）”。“當歐洲文藝復興時期的偉人們把知識的邊界往前開拓的時候，他們所以能眼光看得更遠，是因為他們站在穆斯林世界巨人們的肩膀上”，尼克松曾這樣總結。

 

　　如果說阿拉伯帝國利用翻譯、著述等卓有成效的文化活動形成的豐富藏書為人類豎就了一座歷史的文化豐碑，那么，以唐代的造紙技術生產出來的阿拉伯紙，正是豎就這座豐碑不可替換的坯石。從某種意義上說，對于“絲綢之路”而言，阿拉伯人使用印度發明的數學字母在以中國技術制造的紙張編成的書本上繼續發展由古希臘人開始的“精確的自然研究”這一事實，已經比任何言辭都更雄辯地證明，這條貫通歐亞的古老商路同樣也是聯系古代人類智慧的重要紐帶。

       以上就是中國造紙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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