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盡可能低的成本獲得盡可能高的收益，這是企業追求利潤的不二法門。可“降成本”做起來，遠比掛在嘴上說說難得多。針對不斷攀升的勞動力成本，比倫的目光盯住了“機器換人”，一個“自動化后加工設備工藝升級項目”，就為后加工環節節省了1/3的用工。
人工成本降四成，機器換出了效益
看管好眼前這臺“全自動高速復卷打孔機”，確保它正常運轉，是“90后”小伙辛夢波的新工作。而在此之前，他只能日復一日地在流水線上重復操作。
劉遠全解釋：“過去也有機器設備，但需要一段一段的操作;各道工序之間的設備互相孤立，中間都要靠人工來銜接。而如今用這種全自動生產線，原紙從這頭進去，直接從那頭出來的就是包裝后的紙，可以直接出貨了，一個過程只要1分鐘。中間只需要少量工人，看一看機器，調整一下傳送帶上紙卷的方向，把有瑕疵的揀出來。”
比倫引進這樣的生產線，用劉遠全的話說，也是被“逼”出來的。“大概從2011年開始，我們明顯感覺到整個成本不斷攀升，特別是用工，過去3000元、3500元的月工資還能招到人，現在基本都在4500元左右。”
面對成本壓力，比倫也早早認識到了用自動化生產線代替人工的緊迫性。可生活用紙是薄利快消的行業，經營收益大多都滾入到下一輪生產周期中去，去哪兒找那么多錢，完成初始投資?
市場上日漸盛行的融資租賃模式，給比倫提供了解決問題的“第三條道路”。“首期付個20%，先采購上馬生產線，由融資租賃公司提供擔保，分期付款，三年還清。”劉遠全告訴記者，通過這種模式，緩解了一次性投入的資金壓力。
這么一換，效益就出來了。拿這種全自動復卷機生產線來說，每條采購費用230萬元，比倫一共上馬了4條。過去用老設備，一條線要15—18個工人，現在只要10個工人;出紙效率從原來每人每小時17公斤一下躍升到83公斤;合格率也從93%提高到了99%以上。
從2012年到2015年，比倫陸續投入4000萬元，進行抽式面巾紙折疊機、高速大回旋(面巾紙)折紙機、全自動生活用紙包裝機等設備的“機器換人”改造項目，實現了一次性自動噴膠、封邊、修邊等生產線自動化，使一線員工從372人減少到252人，與此同時產能卻提升了1.5倍。綜合一算，單位產品的人工成本減少了40%。
技術創新，流程挖潛也省錢
在劉遠全辦公室的墻上，掛著一張中國地圖，上面除了公司總部廣東東莞外，在長江中、下游的湖北、安徽還各畫了一個圈，圓心分別是嘉魚和當涂兩個小縣城。那是2008年以來，比倫在內地布局的兩個生產基地，目前每年創造的產值約有3.8億元。
一家廣東企業為什么要跑到那么遠的地方去建廠，又為何盡往小地方鉆?劉遠全說，選這兩個地方，是經過反復斟酌的。“對于紙品這樣的快消品來說，生產地到消費市場的運輸路程在500公里范圍內，物流成本是最低的。”對于比倫來說，要想開拓華中和華東的市場，必須就近生產，而嘉魚和當涂，正好處于兩個區域500公里半徑的幾何圓心;再加上相比武漢、合肥等中心城市，縣城的用工、用地、水電等成本都更低一些。
除了外部布局外，還有一種生產流程的優化挖潛，發生在企業內部，向管理要效益。
今年，比倫推行了“精益生產”管理模式，聘請專業顧問進行工業工程分析，對每個流程、每個節點的分布、銜接重新優化，力求達到“兩點之間直線最短”的效果;在此基礎上，實施定制管理、“7S”管理模式，結合人體力學對員工的操作動作進行標準化，達到效益最大化。
有的流程，直接通過技術創新“省略”掉了。還是在比倫的后加工車間里，以往那些生產過程中分揀出來的殘次品或切割時多余出來的邊角料要重新回爐打漿，必須專門有一個人，負責把里面的紙芯管掏出來，因為芯子和紙的材料不同，沒法一股腦兒投進去。
2015年，公司與專業科研機構合作，研發出一種新材料紙芯管，可直接跟紙品一起打碎回爐，融為一體。光這樣一個小創新，就讓每臺機每個班少用4名工人，一年就節省工資開支60萬元。
政府援手推進轉型升級
“不光是企業自己想轍，現在政府也在出手幫我們降成本。”劉遠全說。
針對“機器換人”，東莞市財政每年安排了不低于2億元的普惠性專項資金，其中，對購買莞產智能裝備實施“機器換人”的，資助標準提高至設備和技術投入總額的15%;對購買莞產機器人實施“機器換人”的，資助標準提高至設備和技術投入總額的25%，單個項目最高獎勵500萬元。
比倫整套設備采購金額中，符合政策的有1000多萬，公司因此申請到專項補貼120萬元，用于融資租賃的貼息等。劉遠全認為，這種惠民政策降低企業運營成本，為企業的經營發展拓展了空間，節約下來的錢可以擴大再生產，進一步開拓市場，對企業發展有很大幫助。
從2014年9月至今年1月，東莞已申報“機器換人”專項資金項目1319個，其中，2015年度申報項目881個，投資額70.03億元，項目全部完工后預計可減少用工約46600人，以每名員工3500元月工資算，每年將為企業減少人工成本19.572億元。
今年4月，東莞再次出臺《東莞市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實施方案(2016—2018年)》及5個行動計劃，其中的降成本行動計劃打出了降低實體經濟企業成本的組合拳。
“越是在經濟下行壓力下，政府對企業減負的政策效應就越顯現出來，像‘雪中送炭’。”在中山大學港澳珠三角研究中心副主任林江看來，不能簡單看待減負這一政策，它帶來的連鎖反應會讓整個東莞經濟受益。“減負既是實實在在減輕企業負擔，更是一個信號，讓企業無后顧之憂地推進轉型升級，是推動經濟結構優化的重要手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