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07年，花旗銀行在中國開始發行紙幣時，在紙幣上印制了“美商北京花旗銀行”、“美商上海花旗銀行”或“美商花旗銀行”等行名，只有在廣東發行的紙幣仍稱“廣東沙面萬國寶通銀行”。后來，干脆將在中國內地各分行的官方稱謂正式定名為“花旗銀行”。其后數十年間，美國國內總行數次更名，但是，這個有著特殊意義的標志性的中文名字卻一直沿用至今。
1919年，花旗銀行在哈爾濱道里十二道街設立分行，資本20萬元，經理馬洪。據載，花旗銀行曾多次預謀在哈爾濱發行紙幣，但遭到中國當局和哈埠商民的一致抵制，最終只是發行了少量紙幣。
1921年間，在哈的美國花旗銀行見中國銀行、交通銀行等在哈爾濱發行哈大洋券，也想借機參與發行。據北京《銀行月刊》載文稱：“美國花旗銀行今春（1921年春）欲在哈埠發行紙幣，經我當局與美領事交涉無效，即由我駐美公使向美政府抗議，始為之打消”。但當年3、4月間，花旗銀行又以中國銀行發生京津擠兌風潮為由，在哈爾濱分行發行銀元券，規定銀元券用中國銀元兌現，并與中東鐵路當局接洽，希望該路能在正常營業中接受此項銀元券。此舉又遭到中國有關當局的禁阻。理由是“鈔券流通系一種特權，只限于當地中國各銀行享有，哈爾濱并非外國租界，外商不能發鈔。”但花旗銀行仍不死心，美國駐哈爾濱領事署又照會哈爾濱交涉員公署，再次強詞奪理為花旗銀行發行紙幣辯護，竟無恥地說：據以上情節，本領事署不能阻止花旗銀行發行將欲通用之紙幣。根據約章，該銀行有在哈埠發行自有紙幣之一切權利。至此，該領事署仍不罷休，不久，又針對哈埠各商會通告商民拒用該行紙幣一事向哈爾濱交涉員公署提出抗議：“茲查得有總商會所出通告傳閱于哈埠商界，通知商人拒絕行使該行（花旗銀行）之紙幣。”
對于美國領事署的無理交涉和糾纏，中國當局和哈埠商民不予理睬。但美方當局及花旗銀行得寸進尺，又聯合其他欲在哈發行鈔票的外國銀行與我地方當局進行交涉。1922年4月29日，擬在哈埠發行鈔票的外國銀行在華俄道勝銀行哈爾濱分行舉行會議，參加會議的有日本橫濱正金銀行的栗原（S.Kuribara）、美國花旗銀行的麥遜以及華俄道勝銀行的荷耶和伊沙科維奇。會后提出一份“備忘錄”向中國當局進行交涉：“自1905年12月哈爾濱開辟為條約口岸以來，外國商行和中國商行是享有同樣權利和特權的”。“外國銀行推行鈔券的目的，不只是為了牟利，它的主要目的是想要穩定和加強它所在地的貨幣流通。特別是哈爾濱，當地商界一定很明白，他們很容易遭受當地和中國其他貿易中心間匯價波動的影響，因為在哈爾濱行使流通的只有中國銀行的鈔票。這種波動，自從中國各銀行脫離以往的保守政策，濫發紙幣以來，變得最顯著”。因此，“在哈爾濱的各外國銀行一致要求：須將現在施加于中國郵局、海關以及中東鐵路等關于接受和行使外國銀行鈔券的限制全部取消”。“鑒于以上情況，我們下列簽署人認為，有義務堅持在北滿市場引入外國銀行券之必要，特別是最近的歷史業已證明，由當地中國銀行鈔券貶值所引起的嚴重局勢，曾被外國銀行發鈔的穩定影響所挽救。”從上述“備忘錄”內容可以清楚地看到侵略者的霸道行徑和險惡用心。但在中國當局和哈埠商民的一致抵制下，花旗銀行在哈發鈔仍未能得逞。
1923年，哈爾濱花旗銀行受華俄道勝銀行和橫濱正金銀行先后在哈發行大洋券的刺激，又于當年6月22日致函東省特別區行政長官朱慶瀾，請求發行大洋紙幣60萬元，并承諾“所出紙幣已限定至多100萬元”。并詭稱其紙幣“并非與本地中國紙幣爭逐利益，不過與華商協力維持本埠紙幣之信用，使大洋券與現銀價值相等而已”。東省特別區行政長官公署于7月19日回復明確表示拒絕，并稱：“銀行發行紙幣，應由中央特許，決非本署所能主持。現中國各銀行所發紙幣尚有限制，逾限一概封存。其不享有發行鈔票者，均不許印發紙幣。”但花旗銀行仍不放棄。最后，在美孚洋行、美英煙草公司、海關稅務司，及電報、郵電、外國公司的支持下，還是發行了少量紙幣。直至北洋政府的強烈交涉和哈爾濱人民的拒絕行使，最后才停止發行。
哈爾濱花旗銀行最終發行了多少大洋券，且有哪些面額的票券，未見資料明確記載。但筆者在近幾年的北京嘉德拍賣目錄上見到了1元、10元兩張票樣，其中1元券為1920年版，正面由中英文對照印制，票券上方印有中英文“美商花旗銀行”行名；中間主圖為：老鷹站立于行樓頂上，行樓兩側為地球的西半球與東半球組成的圖案，老鷹呈由西半球向東半球飛躍狀，其寓意不言自明。票券下方兩側印有中文“哈爾濱”地名，左上方印有英文“HARBIN”（哈爾濱）地名。10元券與1元券設計風格有所不同，除票券左側主圖與1元券相同外，票面上行名及說明文字均采用英文和俄文對照印刷，右下方同時印有英文和俄文“HARBIN”、“ХАРБИН”（哈爾濱）地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