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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廠開辦后，工人不敷使用。俞少之又從北平請來以常在鑫為首的曹萬倉、馬玉衡等七八個排字工。俞鑒于上次招聘出現的問題，這次事先作了周到的協商安排，所以，第二次被招的工人到張后沒有什么意見，很快投入工作。
俞少之開辦工廠、招聘工人的事安定下來后，報紙按時出版了。但是工人們感到，盡管重新協商了工資和生活待遇，工人和廠方的矛盾還是會經常產生的。于是，常在鑫等人提出要求組織工會，從根本上保護工人的利益。這個要求首先向廠方提出，廠方轉告俞少之，俞表示工人只要遵守已有協定，不節外生枝，保證工廠正常生產，他沒有任何意見，成立工會可由工人自己作主。
在舊社會，工人是受壓迫的階級，工人自己成立工會，一般要遭資方反對。再說，當時成立工會需向國民黨省黨部申請，由省黨部組織部門派人了解情況后批準。國民黨本是代表資產階級利益的，雖然批準工人成立工會，讓工會保障工人的利益，可同時它還要保護資本家及其廠方的利益。因此，在工會和廠方發生矛盾時，它無非是起一點仲裁作用而已。俞少之很懂得這一點，因此對這件事未持異議。
俞少之是商業資本家，不善于經營工業。他辦廠純粹是為幫朋友辦報，而不是為了賺錢。加之有開始時因和工人發生爭執而影響報紙按時出版的教訓，他對工人不象一般資本家那樣苛刻，生產任務排的不緊，待遇也偏高，技術工人的月工資差不多相當于省政府的科員。因此，工人們對他也就少有挑剔，他也就不怕工會對他有所危害。在此情況下，工會很順利地成立了。
1931年4月，國民黨察哈爾省黨部批準統一印刷局工人成立工會。開會那天，省黨部組織部派一個叫陳受時的來參加，工人和管理人員全部出席。工人代表常在鑫宣布開會，講了成立工會的意義、要求，論述了工人和工會的關系。陳受時代表省黨部講話后，常在鑫又當場提出選舉工會委員和工會主席。陳認為此會只是籌備會，待確定工會章程，并提出候選人后，才能召開成立大會，選舉委員，推舉主席。常在鑫卻以工作忙、時間緊為由，要求手續從簡。陳受時當下用電話向省黨部請示，回答可以從簡。于是，統一印刷局印刷工人工會就在那天正式成立了。會上選出幾名委員，共推常在鑫為主席，所有從北平請來的工人和本廠原有的工人、學徒都成了當然會員。但此后卻從未進行過會員吸收、登記和發證工作，更沒有要求會員交納會費。工會非花錢不可時，也由廠方幫助解決了。
工會成立伊始，常在鑫等還想以統一印刷局工人為主，聯合全張家口所有印刷工人成立張家口印刷工會，但未能如愿。其原因在于：當時，張家口除了俞少之承辦的統一印刷局外，僅有一家福嵐镎印刷局和一些經營石印業務的小作坊，有印刷工人總共七八十人。這些廠家、作坊的工人一般都是從學徒成長起來的，和資方矛盾不大，他們不愿意得罪老板，老板們也不愿意讓工人參加工會，以免招惹是非。加上宣傳不力，這些工人對入會沒有太多興趣。到后來，名為張家口的印刷工會，實際上僅僅是統一印刷局的獨家工會而已。
如前所述，由于統一印刷局工人的生活待遇基本上能有保障，因而自工會成立后內部也沒有出現過勞資糾紛。工會的活動主要就是面向社會了。
那時候，張家口經常有群眾集會，每有活動，印刷工會都去參加。為此，特制了一桿上綴“張家口印刷工會”幾個黑字的白布標旗，以供集會時使用。從1931年4月起，在張家口的工人運動中，又增加了這么一支有組織的、人數不多的印刷工人隊伍。
“九一八”事變的消息，張家口印刷工人知道最早，行動最快。9月19日凌晨，他們除以最快速度完成了當天報紙排印任務外，還趕印了大量“號外”，天剛亮就分頭到大街小巷散發。20日上午，各界群眾齊集省政府請愿，要求驅逐日寇，印刷工會的標旗早早地立在省政府大廳旁，印刷工人幾乎全體出動，在會上喊的口號相當響亮。不久，張家口開展了抵制日貨運動，印刷工人利用工余時間參加宣傳、檢查，并明確提出：不用日本紙印報，也不用日本紙印制其它宣傳品。印刷局經理和報社社長做出改用加拿大紙印報的決定后，印刷工人又向紙莊指出，就是加拿大紙如沒有原封商標也決不使用，以防假冒。察哈爾省抗敵御侮后援會成立后，印刷工人積極響應號召，開展募捐、慰勞活動，有時還打著印刷工會的標旗走上街頭、深入公共場所，宣傳抗日救國道理。1932年，二十九軍在喜峰口英勇抗戰，勝利消息連續送回張家口，印刷工人和編輯人員一起，反復變換編排，天天都能按時刊出振奮人心的報道。
1932年春，察省政局發生變換，省主席劉翼飛去職，《察省日報》停辦。俞少之因好友不再辦報，自己無意繼續承辦工廠，但因省政府正在新舊交替，無人接受他的辭呈。俞少之在不印報、無收入的情況下，勉強維持統一印刷局的局面，很受工人的諒解，俞也便打消了對工會的顧慮。不久，宋哲元率二十九軍來到張家口，就任察哈爾省政府主席，繼續出版省級報紙《國民新報》，由天津老報人王夢麟擔任社長，負責報紙編采工作。王夢麟要求俞少之給予合作。俞出于內外情面關系，繼續經營起統一印刷局。由于印刷工會和它的工人們在這個時候給了俞少之很大幫助，進一步鞏固了以往的勞資關系，工會活動仍然還是面向社會。不足的是，工會作為工人自己的組織，對工人的幫助、關心不夠，甚至對工人們的文化生活沒有一點表示，以至其他廠家、作坊的印刷工人始終不愿接近它，恐怕這也是印刷工會沒有發展的主要原因之一。
1932年秋后，就在《國民新報》排印量甚大時，有人找到統一印刷局，要求按期為之排印一份小報。管理人員遂和幾個工人骨干商量，工人們一聽此報名叫《抗日前線》，二話沒說，同意承攬，當即決定在排印《國民新報》同時排印《抗日前線》。《抗日前線》是四開四版小報，隔天一期，編稿發排校對只有一人，自稱姓王，南方口音。他盡管很快和工人們熟悉了，但從來不報名字，也不提報社在哪，大家只好尊稱他為王先生。他編的《抗日前線》上除刊登長城沿線抗戰勝利消息外，還有不少議論文章。那些文章談的都是抗日救國道理，可字里行間經常流露出有關階級、階級斗爭、政權問題。日子久了，王在偶與工人閑聊中，也時常提到此類問題。工人們逐漸明白，這位王先生可能是共產黨，《抗日前線》大概是共產黨的報，要不怎么那樣神秘呢。當時，南京國民黨拿共產黨當作頭號“敵人”，“九一八”以后提的口號就是“先安內，后攘外”。但工人們覺得，不管該報是否是共產黨辦的，反正是宣傳抗日，為出版抗日報紙出力是應該的。因此，大家約定：只管為王先生排印報紙，不要多問別的。而王似乎也察覺到這一點，再不和工人們閑聊了。王總是在夜里到廠發稿，利用工人排報的間隙找個地方睡覺，版成后他起來校對，付印后即離去。第二天凌晨，由另一個人把印好的報紙取走，如此日復一日，直到1933年夏天，《抗日前線》報從未間斷出版。平常，印完《抗日前線》的鉛字版送回排字房，由排字徒工放在大案下面，開始是明著放。后來按師傅們所囑，用紙毛子下腳料蓋起來，等晚上再拆版。一天夜里，王先生按時來了，但和往常不一樣，不但沒有發稿，還顯得相當嚴肅緊張，他要求先把印完的版趕快拆掉，越快越好。他親自上手幫助還嫌慢，干脆提起版來嘩啦一倒，沒用五分鐘，四塊版全混在一起。王先生一再向大家道歉，說是事出無奈。然后只說了一句“后會有期”，即匆匆離去，再未露面。工人們明白了，可能又發生什么情況了。
果然，一個月以后，察哈爾民眾抗日同盟軍被迫瓦解，馮玉祥將軍離開張垣。又過了些天，宋哲元率領二十九軍剛剛返回張家口，南京和北平就指令他大肆搜捕共產黨人，眼見不少人被捕后遭到槍殺。期間，省黨部和省政府的人也曾到統一印刷局詢問《抗日前線》報和那位王先生的情形。這時，原來的工會主席常在鑫已回了北平，繼任的叫劉珍。劉反復對大家說，只要大家都說不了解，就不會有麻煩。工人和管理人員都一口咬定，印《抗日前線》報是承攬業務，其它情況不了解。由于在統一印刷局沒有找到一張《抗日前線》報，問了幾次也問不出什么來，又找不出別的什么毛病，他們也就沒有再來。
對于張家口印刷工會參加社會上的抗日宣傳活動，省黨部既未有過支持，也未加以干涉。國民黨省黨部對印刷工會履行了一次批準手續后，就放手不管了。
按說，工會是工人的組織，工會只有在工人階級的政黨領導支持下，才能有所作為，有所發展。由于當時共產黨處于地下活動時期，工人們不懂得找共產黨，也不懂得明著要國民黨批準，暗著應接受共產黨領導的道理。結果，張家口印刷工會雖未沾上“黃色工會”污點，但也未爭得“紅色工會”的光榮，只是獨立存在了二年多，在抗日高潮中參加了不少有益的社會活動。
1934年秋，《國民新報》社長張文穆變換印報廠家。俞少之交回官方工廠設備，結束了私營統一印刷局的業務，除少部分工人學徒回書店外，大部分技術工人都回了北平。張家口印刷工會也就自然不存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