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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背景在“打壓”
當今時代，人們的閱讀習慣漸漸遠離紙質讀物，這是印刷業“虧損”的最大原因。再者，黨的十八大以后，中央對貪腐現象嚴厲懲治、對政府機關提倡節儉高效辦事，人們的生活觀念也隨之改變，例如送煙、送酒、送禮現象漸漸降低，接近零點，隨著煙酒及貴重禮品生產的減少，其華貴的包裝物和包裝印刷也自然隨之下降，使得包裝印刷市場逐步萎縮。另外，黨政機關文山會海也不復出現，各種各樣的會議材料、文件和相關印刷宣傳品逐漸銷聲匿跡，對那些專接政府訂單為主要生計的小廠而言，這簡直是滅頂之災。如本文開關談到的郭先生，據他反映，過往公承擔政府交給的訂單一年就高達十幾萬元，對一個只有20來名工人的小廠來說，也是一筆不少的收入，而現今接單幾乎為零。
二、大環境在“打壓”
當今社會，對環境保護的呼聲一浪高過一浪，作為全國乃至世界經濟窗口的深圳，對企業環保要求自然列為全國“高嚴”地帶，加上“深圳質量”的提出，那些產能落后的企業自然不能立足于深圳。2014年下半年，深圳市人居環境委頒發了2014年揮發性有機物污染整治工作方案，其中專項對印刷包裝企業進行揮發性有機物（VOCs）污染的整理，要求排放不達標企業限期整改，拒不整改將遭受嚴懲或強行停產，這使技改落后的企業在深圳生存只能“風雨飄搖”，只好搬離這個“高嚴”地帶。
三、地價貴、用工難、成本高在“打壓”
相較其他行業企業而言，印刷包裝企業一般是產品高新技術含量低、用工大、占地廣。我們不難發現，在深圳立足的印刷包裝企業往往都在鬧市的邊緣，原因是在寸土寸金的深圳，越往繁華地帶，地價或用地租金高得驚人，與占地小、科技含量高、產能高的電子科技或互聯網等行業企業相比，印刷包裝企業就顯得像龐然大物的“黔之驢”了，空有龐大的外部。即使是深圳的邊緣，地價也高于東莞、惠州等附近地區的地價，這就促成深圳印刷包裝企業逐漸從市區搬往關外、從關外遠搬離深圳的結果。例如，在八卦嶺的企業為了發展或擴建需要，便往關外搬遷；在關外的企業，則搬離東莞或惠州。此外，深圳是經濟特區，企業員工工資往往比其他城市高，加上2015年深圳基本工資繼續上調，相同行業相同產值的企業，在深圳支付工人工資往往高于其他城區和城市，這又是印刷包裝企業在深圳關停的另一個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