迄今為止,膠版印刷無疑是印刷市場的大哥大,在包裝印刷領域同樣如此。凹版印刷則因為其存在著較為嚴重的環境污染問題在近段時間里飽受詬病,作為后起之秀的數字印刷進入包裝生產尚屬小荷才露尖尖角,強調清潔生產或許是這一工藝難得的擴張機遇,但其前行的步伐取決于自身的能量與產品的性價比。
對海外技術的依存度高,數字印刷在國內占比有限
按照推出納米數字印刷機的以色列人班尼?蘭達2012年在德國德魯巴印刷展上的說法:在全球年產50萬億張的印刷品中,采用數字印刷工藝完成的產品為1萬億張,占比2%。世界著名的包裝印刷業咨詢機構英國派瑞(Pira)公司2014年推出的咨詢報告顯示,全球與西歐市場數字印刷在印刷總量中的占比均已達到14%,而在發展中國家則低些。以有著清晰分析數據的全球第四大印刷生產國——德國為例,2012年按照產值計算的各種印刷工藝在市場上的份額分別是:膠版印刷42%、柔版印刷21%、凹版印刷13%、數字印刷12%、其他印刷12%。
至今為止,中國數字印刷在印刷總量中的占比,按照主管印刷的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公布的數據,2013年,2488家主營與兼營數字印刷的生產企業其產值為103億,而當年全國的印刷總產值為10398.5億,以此演算,數字印刷在我國的占比僅為1個百分點。作為全球第二印刷大國的中國其數字印刷占比似乎還低于全球平均水平。但這一數據存在著誤差,理由如下:
首先,作為分子的數字印刷年產值決計不止103億,原因是全國從事數字印刷的企業并非僅為上述列入統計口徑的2488家,如果把列入我國印刷業統計口徑而且大量使用數字印刷設備的打印、復印企業都算上,應用數字印刷設備從事社會印刷服務的企業可能是數十個2488家,那數字印刷的產值自然也應之要擴大很多。
以上海為例,由上海市新聞出版局發布的《2013年上海市印刷產業發展報告》指出:“截止2014年3月10日統計數據歸檔,通過2014年年度核驗的印刷企業有4562家”,其中“打印、復印企業503家,占企業總數的11.03%”,“專營數字印刷企業18家,占企業總數的0.39%。換句話說,運用數字印刷設備的企業約占整個印刷企業量的11.42%。這還不包括僅是做了工商登記而未申領印刷許可的不少實際存在對外開展數字打印、復印的門店,這些企業的年營業額雖小但集腋成裘也是一個不容忽視的量。
再則,根據印刷需要,在生產過程中采用數字印刷與傳統印刷組合生產的狀況日益見多。比如,個性化賬單的打印就是傳統膠印完成基本版面印刷,而后由數字噴頭打印個性化數據。在需要依靠條碼供追溯的藥品包裝印刷上也是如此,由膠印或柔印完成基本印刷后再由數字噴頭打上條碼。這部分印刷產值的統計往往混淆于傳統印刷產值中,難以單列。
綜上所述,當作分子的數字印刷產值在我國決計不止103億。事實上早在數年前就已經有專業統計機構把我國的數字印刷產值定為100億,這幾年過去了,在100億基礎上再有增長也屬情理之中。
作為分母的全國印刷總產值則是被夸大了,換言之,10398.5億是印刷企業包含著非主營收入的全部收入,主營收入要比上述數據低很多。有著中美間關于中國印刷業產值統計對比數據的上兩年情況可以說明這一點:2011年我國國家新聞出版總署公布的印刷總產值是8677.13億元人民幣,但美國引用《經濟學者》信息部的材料指出該年中國印刷總產值為733.09億美元,即便按照1:6.3折合成人民幣也就是4618.5億元,兩者間的差距幾近一半。2012年我國公布的印刷業總產值是9510.13億元人民幣,但美國NPES的數據指出該年中國印刷業總產值為659.341億美元,依然按上述匯率折合成人民幣是4153.85億。可能數據的來源、數據統計的口徑都有值得商榷之處,但將我國公布的印刷業年產值數據適當脫水是必須的,否則難以真實反映印刷企業相對艱難的現狀。
如果以100億數字印刷的產值做分子,以2012年美方認定的4153.85億人民幣的印刷總產值做分母,那我國數字印刷的占比應該為2.4%,即便分母有所增大,作為分子的數字印刷產值實際上也應該有所擴大,作為印刷大國的我國數字印刷產值略超國際平均水平是完全合理的。而且,即便是達到2個百分點以上,數字印刷在我國的占比依然較之歐美國家的平均14%要低很多。導致這一狀況的根本原因是,在數字印刷生產設備和耗材上,我國有著太高的海外依存度,正是這導致了產品的價格高企,性價比缺失,也迫使消費者敬而遠之。扭轉這一局面是我國數字印刷業向前發展的當務之急。
國內數字印刷的主戰場還是在商業領域
按照上海市印刷行業協會為紀念建國60周年出版的《變革圖新》一書記載,數字印刷設備進入中國市場的時間并不晚,如從1995年起算也已有將近二十年的歷史,它們從打印復印店擺脫手工轉為數字復印起步,以為建筑業提供工程圖紙為應用數字印刷的最初業務來源,到二十一世紀的第一個十年經歷了高速發展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