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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過去很長的一段時間里，被稱作“國粹”的傳統書畫藝術主要還是依賴各類書籍的出版為傳播渠道被世人所知；到我國社會文化事業取得了長足進步的今天，各地出版名家藝術的頻繁與興旺程度與以往任何時候都不能比擬。近些年，由國內正規出版機構隆重推出的各種類型名家書畫作品專集、宣傳名家名作的文博藝術類專業報刊的數量與品種之多，著實無法精確統計。同時還出現了一種新現象：如今的書畫收藏家們好像都特別喜歡購藏那些被大型畫冊或專業期刊影印過（或被歷史文獻資料所注錄過）的署名某名家的作品。似乎許多人的思維都已形成了一種定勢：凡是被各種書籍報刊出版或注錄過的署名名家作品就必定件件都經過了鑒定專家的嚴格把關和認真篩選，對這類作品原作已不必再關注它的真偽問題，大可放心地花錢購買將其入藏到家里來。話說到這，讓我不禁聯想到：現在我們走在大街小巷時，常常會遇見一個或數個身背獵槍、滿身是泥、手里拎著幾只模樣接近山雞（實際上是家養的）類禽鳥叫賣的人，如果有人興致很高地主動去搭理他或他們，那不挨“宰”才怪呢！
誤編出版
從古到今，書畫作偽現象不絕如縷，對書畫的收藏與真偽甄別向來就是一件客觀上挺“棘手”的事（但這問題一直被社會上許多人嚴重低估），更何況，但凡書籍的編者或撰者絕大多數都不（可能）是專門從事書畫真偽鑒定工作的人。以書畫鑒定行業的視角推理來說，要讓古今出版的每一部有關名家書畫藝術的書籍在具體作品的真偽屬性問題上都做到“萬無一失”，我認為是不現實，也是不可能的。此焦點問題其實一直長期存在著，只不過在國內藝術品市場尚未形成，或說，書畫的總體價格并未大漲的年代，它被大家忽視了而已，當然也就顯得情有可原。時過境遷，近些年，社會現實儼然來了個180度的大轉變—凡是某部書籍中的書畫作品，其真實性受到質疑時，社會公眾則不能不把它與欺騙和金錢的得失這些問題聯想到一起。
每一位初涉書畫鑒藏領地者，幾乎都是書本不離手。當然，如果涉及的書中名家作品的客觀性毫無疑義，那在實際操作中，確實能帶來佐證與參照意義。令人遺憾的是，最近的10多年間，書在書畫鑒定與收藏上的“負能量”似乎已蔓延到一發不可收拾的極端境地—現在海內外各出版機構出版的古今名家作品的畫冊或一般性書籍的總量不受限制；出版頻率偏快；周期過短，加上社會日新月異的書畫造假水平，而鑒定力量又相對薄弱滯后，能勝任實際操作者近乎是鳳毛麟角。這使得出版書籍在很大程度上，基本上都失缺了至關重要的一個嚴格嚴謹的鑒定把關環節。出書太“功利”、書印得太“爛”，這在無形中造成了一種可能：書畫偽作被當作真跡入編的概率已高得不能再高，高到讓我時常感嘆“見多而不怪”。到現在，凡是我聽到有哪位收藏圈中人說又從哪部有關名家書畫的書籍中看出若干件不靠譜的作品來了，我都認為那是再“平常”不過的事。從客觀事實上分析，純因認識能力原因造成錯編書畫偽作到某書籍上的，只能界定為無意識的誤編，導致出版了某書畫偽作。
舉例說，2006年秋季，一件署名宋代馬遠的絹本畫作（圖1）被送到南方的一家拍賣行去投拍，畫上正上方還有署名清朝皇帝乾隆題寫的七言絕句詩一首。從如此低劣的“乾隆御題”來看，不難明辨該畫的真偽屬性。可拍賣圖錄還特別注明此畫1956年出版于香港版的《中國古畫集》第一冊中，連原版書在圖錄中也一并刊印在畫旁。但我的鑒定經歷與經驗告訴我，宋朝馬遠的真跡在我國屬珍稀型國寶，要確認民間流傳的某一件署其名作品的真或假，那非要做大量縝密的考證與分析判斷工作不可。若僅以一本50年前境外出版的書就給它下“真跡”的結論，往“輕”里說那是草率。圖2是臺北故宮博物院收藏的已確認是馬遠的真跡，該畫筆線硬如屈鐵，山石皴法為標準的大斧劈，全畫盡顯純凈而空靈之氣息，與圖1有較多書畫創作與鑒定專業標準上的區別，相信大家一看就會心中有數。
再如，《中國古代書畫圖目》是國內文物出版社多年前就陸續出版、再版與再編的大型多冊本古書畫專集。此套書的編者幾乎薈聚了我國當年最著名的書畫鑒定家，故而它在社會上，在普通公眾的心目中被認為最具“權威性”。只是到近10多年來，我還是不時聽到有許多業內行家對它提出質疑的聲音。大約八九年前，一位收藏家朋友邀請我陪同他一起赴江蘇揚州的一家文物商店鑒定一件出版于《中國古代書畫圖目》第6冊中的署名明朝藍瑛的十屏條作品《西湖十景圖》，圖3、圖4是其中的二條屏。當時一到目的地，因這些屏條中的畫兒夠不上高仿級別，我便在較短的時間里就鑒定完原件。后來此畫被多次投拍于國內各地的拍賣行，亦多次遭遇流標。那么一定有人心存不解了，此畫明明是被重要書籍出版的，為何在現實中卻難找到真實的買家呢？我的回答是：出版并不等于就是真跡，買家理性起來，對市場絕對是“好現象”。圖5是藍瑛已確認真跡，可供作參照。
請大家想一想：連最具權威性的《中國古代書畫圖目》尚且如此，那其他書籍又能如何呢？為了提高廣大藏友對此類書畫的警惕性，在此以作偽論之，旨意于收藏愛好者平時不要盲目相信任何著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