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僵尸企業”的生與死

 一、給“僵尸企業”畫像：哪些行業和地區更容易出現

何帆：“僵尸企業”是指那些效率低下、扭虧無望的企業，它們本來早就應該關門死掉，但由于地方政府或銀行救助又得以復活。目前，人們主要采用三種方法識別“僵尸企業”。首先是國務院常務會議提出的官方標準——不符合國家能耗、質量、環保、安全等標準，連續虧損三年以上，不符合結構調整方向的企業。

其次，由武漢科技大學董登新教授提出的“扣除非經常損益后，每股收益連續3年為負數的企業”的方法。這種扣除非經常損益后的每股收益，更能反映企業的實際經營狀況。

另外，由經濟學家Caballero、Hoshi和Kashyap共同提出的方法，簡稱“CHK方法”。由于“僵尸企業”往往會受到來自銀行的支持，因此識別“僵尸企業”的關鍵，是找到哪些企業得到了來自銀行的鼎力扶持。他們將最優利率與企業實際支付的利率進行對比，而那些實際支付利率比最優利率還低的企業，就有可能是“僵尸企業”。

從產業分布規律來看，“僵尸企業”主要分布在以下行業：一是與經濟周期相關的資源型產業;二是鋼鐵、煤炭、造紙等產能過剩產業;三是應倒閉而沒有倒閉的勞動力密集型產業;四是數量多、基數大，比例不高的房地產業。

從地域分布規律來看，“僵尸企業”出現數量較多的地區，主要是產業結構高度單一、經濟欠發達的地區。西部地區企業更多靠中央政府和東部地區的轉移支付，因而“僵尸企業”出現比例更高;東北三省、山西省，無論是從政府還是銀行角度考察，出現“僵尸企業”的概率都比較高;出乎意料的是中部地區、中等發達地區，河北、湖南、廣西、云南等，出現比例高于東部和發達地區。

劉荒：對“僵尸企業”分布規律的研究有利于從國家層面完善政策配套體系，各地可根據產能過剩行業、經濟落后地區和國有“僵尸企業”的難度和特點，因地制宜、分類有序，提高“僵尸企業”處置效率。

在以煤炭、鋼鐵、石油等資源型產業為支柱的東北地區，國有企業比重畸高，“去產能”的任務重、難題多、責任大，稍有閃失就有可能前功盡棄。目前，除對占有礦權的“僵尸企業”加快淘汰退出、集中清理休眠企業外，一些地方對負擔沉重的國有“僵尸企業”，不僅不肯“動刀子”，甚至不敢“戴帽子”，生怕把“睡著的孩子拍醒了”。

類似這種既未公開“僵尸企業”底數，也未提出市場清退任務的現象，顯然不符合“情況要摸清、目的要明確、任務要具體、責任要落實、措施要有力”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方案的要求。東北三省部分受訪官員認為，如果說“僵尸企業”是深化改革的“硬骨頭”，國有“僵尸企業”就是社會穩定的“馬蜂窩”，大家普遍存在“等一等、熬一熬，別給自己惹麻煩”的畏難情緒。

今年4月中旬，廣東省率先出臺國有“僵尸企業”出清重組指導意見和實施方案，明確到2018年底基本實現市場出清。與此前國資委提出用3年時間基本完成主體任務，到2020年前全面完成各項工作，以及山東、甘肅、河北等省份去“僵尸企業”的目標和措施相比，廣東省的方案無論是企業戶數、職工人數、資產負債等數量和措施都更為詳細具體，因而也獲得了更廣泛的社會認可。

二、大限將至 : 究竟誰是“保護傘”?

何帆：“僵尸企業”的存在制約了新興企業崛起，使得創新動力逐漸喪失，經濟增長陷入停滯，嚴重阻礙生產率提高。企業、行業和宏觀經濟就像三個互相聯動的齒輪。只有企業充滿活力，行業才能蒸蒸日上;只有行業蒸蒸日上，經濟發展才能大展宏圖。然而，“僵尸企業”就像銹掉的齒輪，無法順暢地轉動。一旦企業的齒輪被卡住，宏觀經濟的齒輪也終將停止轉動。

如果描述這個惡性循環的形成過程，即“僵尸企業”拿到錢——好的企業被淘汰——銀行沒有好的項目——“僵尸企業”拿到更多的錢。最終，“僵尸企業”大行其道，銀行反而成了“僵尸企業”的附庸，銀行成了“僵尸銀行”。造成的終極危害是劣勝優汰。整個經濟陷入長期衰退。

劉荒：這些喪失造血功能的“僵尸企業”，無謂地消耗著大量資金、人力、技術和土地等要素資源和市場空間，如同經濟血脈中不斷滲透和迸裂的“出血點”，不僅降低資源配置效率，還極易引發金融風險。如果從表面上看，對“僵尸企業”的救助是輸血續命做善事，結果往往卻是擾亂市場秩序的風險遞延。由于政府補貼所形成錯誤的激勵機制，使一些原本償債能力低下的“僵尸企業”，變身為財務和信用雙重軟約束的借貸者，不僅破壞全社會信用環境和金融生態，也助長了道德風險和機會主義行為。

三、既然“僵尸企業”如此“罪不可恕”，為何不將其從正常經濟肌體中清除?

何帆：從國際經驗來看，銀行是造成“僵尸企業”問題的根源。其實大部分銀行從一開始就知道哪些企業是“僵尸企業”，但為什么又要如此奮不顧身、前赴后繼地去救呢?

一般來說，持續嚴重的產能過剩會導致產品價格不斷下降。產能過剩行業要想出現轉機，就必須有一批企業垮掉，讓產能恢復到合理水平，企業盈利水平才能提高。因此，產能過剩行業的競爭邏輯不是比誰的生產率更高，而是比誰能活到最后——“剩者為王”，誰能活到最后取決于這些企業承擔虧損的能力。

企業自己不想垮掉，銀行也不希望自己的客戶垮掉。而銀行之所以愿意幫助“僵尸企業”，主要是為了避免因不良貸款出現損失。從理論上來說，只要銀行持續不斷地給“僵尸企業”放貸，企業就可以借新賬還舊賬，“僵尸企業”問題在銀行財務報表中也不會很快體現。這樣“僵尸企業”既能從銀行續貸中吸血續命，又可幫助銀行掩蓋不良債權數據的真相，若能熬成“剩者”出現轉機，又何樂而不為呢?

劉荒：除了銀行為規避不良債權持續輸血續貸外，地方政府為“僵尸企業”提供隱性擔保的作用至關重要。在以GDP增長為導向的政績考核壓力下，一些地方政府為維持經濟繁榮、就業充分和社會穩定的局面，不愿意“僵尸企業”關閉及破產重組，有的不遺余力地進行“輸血式”救助，有的通過行政手段阻止企業破產，幻想“拖一拖，企業就能活下去”。

企業一旦關門破產，職工安置、社會保障和職工福利等各種剛性支付壓力，就得全部由地方政府來承擔，地方財力往往捉襟見肘，無力承接。在盡其所能提供各類“補貼”基礎上，利用政府權力和信用向銀行施壓，促使其繼續對“僵尸企業”續貸輸血，自然成為各地政府的優先選擇。近來，為了幫助企業擺脫困境，一些政府部門還多次牽頭組織煤炭、鋼鐵、水泥等本地商品銷售訂貨會、供需對接會，大多要求本地企事業單位采購本地企業產品，地方保護主義傾向明顯抬頭。

四、市場出清 : “放手”如何變“抓手”?

何帆：在美國、歐洲，傳統制造業都經歷過去產能，最快的也要十幾年，我們如果打算在3年到5年完成，時間比較緊張，應該做好打持久戰的準備。以前上海紡織工人下崗，處理起來比較容易，上海是產業結構多元的大城市，能夠消化下崗工人。此次“僵尸企業”多出現在中等城市，產業結構單一，第三產業薄弱，工人難以轉移。

從域外經驗來看，對僵尸企業也不必過于恐慌。日本在2001年的時候，按照其計算方法，僵尸企業比例很高，到2004年，比例降到10%。由于自身調整或者市場環境的好轉，有很多僵尸企業復活，而且活得很好。第一，隨著經濟復蘇，“僵尸企業”慢慢減少;第二，讓企業置之死地而后生，其自救能力很強，自救途徑主要有裁員、賣廠、減少分紅等等，更需要政府出臺一些有針對性的政策措施給予鼓勵，讓企業做起來更順利一些。

雖然不必過于緊張，但也不能忽視。宏觀上經濟下行壓力較大，企業本身經營困難，我們講的“去杠桿”、“去產能”、“去庫存”，都會給企業增添壓力，有可能觸發螺旋形下降，去杠桿會使資產價格下降。尤其要強調的是，政策底線應該是金融風險和社會就業。

“去產能”的主語不應該是政府，而應該是企業。要創造一個機制，讓企業能裁員、能賣廠、能減少分紅。要做到這一點，在稅收上應給予支持，債務上給予支持。“去產能”去得多肯定有損失，如果去的好，銀行根據好壞給予支持。一部分分出來的工人，政府應該承擔，企業更要走出去。

銀行應該先背著一些壞賬，再想辦法把壞賬處理好。原先風險管控規則要搞得更明確，防止新的“僵尸企業”出來。原來出現“僵尸企業”的原因之一，是對抵押品的估值過于隨意，估得過高;未來的現金流有貼現，弄很低的貼現率，把賬做得很漂亮。日本大藏省當初處置“僵尸企業”，出很厚的手冊，估算現金流全部都得按照統一的標準去做，中間不能互相套利。如此銀行的壞賬肯定會提高，提高了之后就要再想辦法，先把企業債轉到銀行;債轉股一定程度上管用，想辦法通過資產管理公司等進行資產證券化，可能以后銀行發展最快的業務就是處置不良資產。

劉荒：我們透過僵尸企業發現，企業落后生產能力的背后，是職工脆弱的生活能力，也就是單一的勞動技能。因此，只有提高職工的勞動技能，才能真正去掉落后的過剩產能，“社會政策要兜底”的政策意圖，就是要為這種銜接和過渡提供制度保障。

企業生死由市場說了算，失業轉崗政府要托底。把企業與職工分開，政府和企業的邊界就清晰了，保企業還是保職工的順序自然就出來了。如何運用市場機制、經濟手段、法律制度和社會政策，真正實現“僵尸企業”市場出清，遠非關閉虧損企業那么簡單。用社會保障兜底的方式，逐漸建立起市場機制，可能花同樣的錢，未來得到的效果不同。

所以，地方政府在僵尸企業處置中，要把“放手”當“抓手”，要按照企業主體、政府推動、市場引導、依法處置的辦法，研究制定全面配套的政策體系，才能確保黨中央確定的政策不走樣、不變形，確保各項政策落實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