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陽”的名稱,來自《易經》中的“以陽爻為九”。九月初九,日與月皆逢九,是謂“兩九相重”,故曰“重九”,同時又是兩個陽數合在一起,故謂之“重陽”。明代張岱著《夜航船》云:“九為陽數,其日與月并應,故曰‘重陽’。”
先秦時期,各地習俗尚未融合流傳,重陽節習俗鮮見于文字記載。現存與重陽節俗相關的蛛絲馬跡,最早見于《呂氏春秋》之《季秋紀》:“(九月)命家宰,農事備收,舉五種之要。藏帝籍之收于神倉,祗敬必飭……是日也,大饗帝,嘗犧牲,告備于天子。”當時在九月農作物豐收之時,祭饗天帝祖先以謝恩德的活動,與重陽時間大致吻合。
明確提到“重陽節”,始見于三國曹丕《九日與鐘繇書》:“歲往月來,忽復九月九日。九為陽數,而日月并應,俗嘉其名,以為宜于長久,故以享宴高會。”
到了漢代,《西京雜記》中有記:“九月九日,佩茱萸,食蓬餌,飲菊花酒,云令人長壽。”南朝梁吳均《續齊諧記》提到:“汝南桓景隨費長房游學累年,長房謂曰:‘九月九日,汝家中當有災。宜急去,令家人各作絳囊,盛茱萸,以系臂,登高飲菊花酒,此禍可除。’景如言,齊家登山。夕還,見雞犬牛羊一時暴死。長房聞之曰:‘此可代也。’今世人九日登高飲酒,婦人帶茱萸囊,蓋始于此。”
東晉詩人陶淵明在《九日閑居》詩序文中說:“馀閑居,愛重九之名。秋菊盈園,而持醪靡由,空服九華,寄懷于言。”孫思邈《千金方月令》也稱:“重陽日,必以肴酒登高遠眺,為時宴之游賞,以暢秋志。酒必采茱萸、菊以泛之,即醉而歸。”唐代王維的詩句膾炙人口:“遙知兄弟登高處,遍插茱萸少一人。”杜牧《九日齊山登高》詩云:“塵世難逢開口笑,菊花須插滿頭歸。”清代,北京重陽節的習俗是把菊花枝葉貼在門窗上,“解除兇穢,以招吉祥”。
《西京雜記》中還有“食蓬餌以拔妖邪”的記述,六朝以后改稱“糕”,因“糕”與“高”諧音,象征著向上、進步、高升等。唐宋時,重陽佳節吃糕就頗為流行。呂原明《歲時雜記》中記載宋代民俗:“九月九日天明時,以片糕搭兒女頭額,口中念念有詞,祝曰‘愿兒百事俱高’,作三聲。”這是古人九月做糕的本意,講究的重陽糕要做成九層,像寶塔之形,上面做兩只小羊,以符合重陽(羊)之義。明代,宮中宦官宮妃從九月初一時,就開始一起吃花糕慶祝,待九日重陽,皇帝還要親自到萬歲山登高覽勝,以暢秋志。
古人常將“上巳”與“重陽”,即“三月三”與“九月九”作為對應的春秋大節,上巳“踏青”春游、重陽“辭青”秋游對應進行。清代潘榮陛編撰的《帝京歲時紀勝》記載:“(重陽)有治肴攜酌,于各門郊外痛飲終日,謂之辭青。”
重陽節還是出嫁的女兒暫放家務、回家省親的日子,俗諺有“九月九,搬回閨女息息手”。明代劉侗《帝京景物略》:“(九月)九日,父母家必迎女歸寧,食花糕。”清乾隆時潘榮陛《帝京歲時紀勝》也記載:“京師重陽節花糕極盛……市人爭買,供家堂,饋親友……有女之家,饋遺酒禮,歸寧父母,又為女兒節云。”
插茱萸、求壽、登高、享宴、食糕、辭青、省親……這些活動在歷史延續過程中逐漸成為重陽節俗的重要構成部分,在雜糅過程中,使其文化內涵被不斷延展豐富。
重陽古已有之的各種習俗,在當今依然有其社會意義。古人對山岳的崇拜和對自然節令的遵從,可以繼往傳承,值此節日走出鋼鐵森林,親近自然,欣賞秋景,浸潤身心。
因“九”是久長、久遠的諧音,被賦予天長地久、健康長壽的寓意,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我國一些地方把農歷九月初九定為老人節,倡導全社會樹立尊老、敬老、愛老、助老的風氣。2006年5月20日,重陽節被列入首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2012年12月28日,《老年人權益保障法》法律明確,每年農歷九月初九為老年節。
我國在“十四五”時期將進入中度老齡化階段,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上升為國家戰略,大力發展普惠性養老服務,對國家和社會都極為重要。對年輕人來說,重陽節行孝道當是題中之意。中華傳統文化的“百善孝為先”,在當下依然應當尊崇,但孝道并非年輕人的負擔和枷鎖,而成為維系長輩與晚輩關系的精神紐帶之一。
我們可以鼓勵年輕人幫助老年人積極適應高科技的現代生活方式,引導老年人做好健康管理、進行技能升級,跳出自身舒適圈,豐富他們的晚年。步入老齡化社會,意味著老年人在安心養老之外,也被賦予新的要求,甚至需要承擔新的社會使命。讓老年人有質量地生活,不貼標簽、不設壁壘、勇于嘗試,打破和年輕人之間的“次壁”,才是讓社會持續迸發活力、蒸蒸日上的長久之計。
而重陽節這一歷經千年的傳統節日,在“新民俗”和“新孝道”的加持下,也必將綻放新的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