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日報》的紙張是從哪里來的？

 

　　第二次國共合作時期，雖然國民黨允許中共的新聞媒體《新華日報》和大型政治理論刊物《群眾》周刊在其統治區內公開出版發行，但《新華日報》從它誕生的那一天起，就一直遭到國民黨反共頑固派的種種迫害和壓制，紙張封鎖即是其中最毒辣的一手。國民黨軍統特務頭子戴笠就曾多次對其部下說：“要公開查封《新華日報》和《群眾》周刊是不好辦的，不準商人賣紙給他們，不許經濟部給他們分配紙張，他們就會自己關門。”

 

　　《新華日報》立論公允，報道真實，消息迅速，代表了大后方廣大人民的呼聲，深受國統區讀者歡迎，影響日益擴大，印數不斷上升。加上報館還要印行大量的黨內文件和進步書刊，其用紙量極大。由于受到國民黨特務威脅和阻礙，重慶市面上的紙商都不敢大量賣紙給《新華日報》，國民政府經濟部的少量配購和自己的零星補購都是杯水車薪，解決不了《新華日報》的用紙需求。紙張供應成了《新華日報》賴以生存和發展壯大的瓶頸。

 

　　面對國民黨的封鎖迫害，如何保障紙張供應，從而保證一報一刊的正常出版，成為南方局與國民黨頑固派斗爭的緊迫任務。

 

　　按南方局書記周恩來指示，《新華日報》社決定秘密自辦紙廠。

 

　　1940年3月，報館派出蘇蕓等人以普通紙商的身份到川東梁平等地調查了解紙張生產和交通運輸等方面情況，并請當地富有正義感的紙商王織森幫助秘密收購紙張。

 

　　1941年8月，蘇蕓以個體商人身份邀約王織森等人入股投資在梁平創辦了川東復興紙廠。該廠在重慶東水門正街57號設立了推銷處。紙廠開工后，每天由梁平發運100擔左右白報紙到長壽，再用木船轉運至重慶。

 

　　川東復興紙廠生產的紙，首先保證《新華日報》館和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的用紙。其次，為了使國民黨頑固派沒有借口，不給他們制造口實，也對商務印書館、正中書局和立信圖書用品社等官僚文化企業供應少量紙張。

 

　　《新華日報》的紙源充足，引起了國民黨頑固派的注意。是年底，重慶市社會局局長包國華以“操縱紙張市場、囤積居奇”等罪名，密令逮捕蘇蕓、查封川東紙廠、沒收全部紙張。幸得地下黨組織通風報信，蘇蕓及時轉移。王織森將重慶千廝門貨棧及囤船上的全部存紙分別轉運到化龍橋《新華日報》館和冉家巷讀書出版社。但川東復興紙廠也只好停辦。

 

　　川東復興紙廠停辦后，《新華日報》與王織森商定另行籌辦建華紙廠，像過去川東復興紙廠一樣為《新華日報》供應紙張。直至1945年8月抗日戰爭勝利后，從未中斷。《新華日報》建立的紙廠還不止“川東”和“建華”兩個。還在川東紙廠被查封前，蘇蕓、王幫藻等人就勘察選定在廣安陽河場丁家坪另建一座紙廠。丁家坪地勢平坦，三面環山，另一面是懸崖峭壁，地形十分隱蔽，建廠條件非常理想。加上這里還有一座已經停產的舊紙廠廠房，稍加修葺即可使用。《新華日報》總經理熊瑾玎根據川東紙廠的經驗教訓和周恩來的指示，要求蘇蕓做到“絕對保密，長期以資本家的身份辦好這個紙廠，要使新華日報的用紙無后顧之憂。”

 

　　為了使廣安紙廠取得合法地位，紙張能夠順利運抵重慶，蘇蕓通過在重慶立信圖書用品社工作的地下黨員禇度凝與該社負責人潘序倫達成協議：由重慶立信圖書用品社為蘇蕓出具到廣安辦紙廠的一切證明文件，紙廠則長期向該社供應紙張。潘序倫是當時全國有名的會計師，又是立法委員，有較高的社會地位。

 

　　于是，廣安紙廠所產紙張經包裝后蓋上“重慶立信圖書用品社”的紅色大印，堂而皇之的車載船裝，直發山城，一路暢通無阻，平安地運到重慶化龍橋邊的嘉陵江畔，再轉運至虎頭巖下的《新華日報》館。國民黨頑固派在很長一段時間里都沒有發現。

 

　　抗戰期間，《新華日報》還在梁山辦過文華紙廠、正大紙廠和正大紙號;在大竹辦過正升紙號。所以《新華日報》的紙源十分豐富，除了供應報館一報一刊平均每日用紙四、五十令及印刷黨內文件和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等單位的全部用紙外，友好同業如《新蜀報》等報館一遇紙張緊缺，《新華日報》總是慨然相助。甚至連國民黨中央機關報《中央日報》也找《新華日報》借過紙。在《新華日報》創辦九年零一個月又十八天的日子里，在《新華日報》日發行量最高增至五萬余份的日子里，《新華日報》從未因缺紙少印過一張，從而保證了中國共產黨的聲音在大后方國統區最大限度的傳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