紙引未來網訊 印刷術的起源、發展乃至變革,幾百年來眾說紛紜,莫衷一是,“起源越早越好”的預設更讓當代學者的結論與歷史的真實漸行漸遠。
最近出版的兩部著作,卻逐漸廓清了印刷術發展史上的種種迷霧。其一是辛德勇的《中國印刷史研究》。根據該書的考證,中國印刷術起源于唐代中期,唐代末年到五代時期,印刷術從民間進入精英階層。這本書反駁了一個流行的觀念,即清代以前尤其是明代時期,已經出現了銅活字印刷術。而辛德勇認為其并未出現,只是在銅版紙片上放置泥活字、木活字或者錫活字。到了清代,因為解決了木質受潮的問題,且鑄造方便,成本低廉,中國都是以木板印刷為主。
辛德勇指出,中國沒有誕生銅活字印刷,“這樣的看法,很多中國人可能在情感上不愿意接受”,但是只有這樣,我們才能更好地理解近代以來西方印刷術對中國的影響,同時也能理解,“中國從‘傳統書業’至‘現代出版’的轉變,進一步引發圖書文化一連串的變動,導致了印刷、裝訂等方面區別于古代出版的一系列技術變革”。
另一本著作《鑄以代刻:十九世紀中文印刷變局》則以近代來華教士的活動為中心,通過廓清早期傳教士建立印刷所、書院、書館等機構的文化活動,探討西式活字印刷技術取代中國傳統的木刻印刷術的全過程,重現近代早期中國印刷的變局。其時間跨度達半個多世紀,作者蘇精曾負笈英國攻讀“書目、校勘與出版史”,這使他既有專業的研究方法,也有機會閱讀海外的英文檔案。
1807年1月31日,基督教新教傳教士馬禮遜離開倫敦,告別親友,繞道美國前往廣州。馬禮遜來華之時,清朝政府余威猶在,天朝上國的自豪感使得外國人受到諸多限制。因此,馬禮遜為了完成“上帝的事業”傳播福音,不得不采取迂回政策,在馬來半島的馬六甲地區進行宗教書籍的印刷,然后再想辦法讓書籍流通到中國內地。
在印刷書籍的時候,出于成本的考量,馬禮遜舍棄了中國傳統的木刻印刷,開始改用西式的鑄造活字印刷。英文字母只有26個,只要將這些字母進行拼接,就可以組成不同的單詞。但是,中文卻必須要每個字都進行雕刻,這也就導致鑄造的時間和經濟成本都非常高昂。馬禮遜在澳門住宅成立了“馬家英式印刷所”,鑄造中文活字,印刷基督教小冊子和介紹知識、新聞的期刊。他開創了中文活字印刷的嘗試,同時也為后來者奠定了傳教和印刷事業的基礎。
為了滿足西方的商業利益,早先來華的傳教士必須印刷介紹中國語文字典和風土人情的圖書,以方便接近熟識政府官員和有地位的人。馬禮遜花費了五年的時間來編寫中英字典,并由東印度公司專門在澳門建立印刷所進行刊印。為了將中英文合在一起刊刻,印刷者不得不犧牲英文部分,遷就字體較大的中文文字,造成了空間的浪費。
為了向更多的人宣傳教義,傳教士必須對印刷的速度進行改良。在19世紀初年,巴黎的鑄字師傅李格昂在漢學家包鐵的協助下,打造出了一種按部首偏旁拼合漢字的方式,即只打造通用的偏旁部首,然后將其拼接。最終減少了字模,節省了成本與時間。
這樣的印刷方式,讓漢字并不好看,每個字的大小、部位和美觀上不成比例和勻稱,這無法讓中國人接受。因此,巴達維亞印刷所的臺約爾不得不繼續改進技術,打造一種臺約爾小字,既節省了印刷成本,也讓字體更加美觀。到了1850年,臺約爾共打造了5000個活字,深受中國人的歡迎,使用者還擴大至傳教士以外的報社、政府與民間印刷業,成為了后來一直使用的一種活字技術。19世紀中葉,倫敦會創立的墨海書館繼續改進臺約爾活字技術,增加活字字模,印書總數呈直線性上漲。“木刻和西式活字印刷的消長差距,在華人的驚嘆聲中又拉開了一大步”。
此后,西方的印刷機進一步在中國普及,讓中國徹底拋棄了傳統的木刻印刷技術。美國長老會所設立的美華書館進一步將機器印刷發揚光大,主任姜別利為配合中文印刷技術還發明了電鍍銅板。電鍍銅板類似于中國的木刻雕版,只不過它比木刻雕板更加便宜,鑄造起來也更為迅速,還能不斷復制。姜別利后來成功將西式設備、漢文活字和技術賣給上海道臺丁日昌。從丁日昌開始,美華書館的漢文活字陸續有了中國官商、海關與在華外人的顧客。
由此,西式活字終于在與木刻印刷的競爭中超越并取而代之。西式印刷術對中國人讀書習慣最重要的變革,就在于降低了圖書成本,使知識普及范圍空前拓展;其次,是圖書體積縮小,版面趨于簡化,之后又采用洋紙兩面印刷,圖書從此由線裝改為平裝或精裝,直立插架代替了平面存放,書脊朝外并印上書名作者。
《鑄以代刻》一書還原了近代“西學東漸”時代的印刷變局,也力圖將近代傳教士建立印刷機構的過程、運行方式、經費來源、人員紛爭、印刷品內容和傳播范圍等內容進行考證分析。其目的雖然是研究印刷問題,卻連帶將近代西方文化對中國的影響也進行了詳細的敘述。不過,或許由于作者“野心太大”,在某種程度上也造成了該書信息量繁雜,遮蔽了印刷變革的主線,增添了閱讀和理解的困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