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發展“新常態”下豈能沒有“好狀態”

進入經濟發展“新常態”，面對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國情在當前的這個最大的階段性特征，我們亟須認清它、適應它，才能準確把握和積極引領“新常態”。然而在這樣重大的轉變面前，有些同志卻是人在“新常態”心則“不在狀態”——或是“不適應”，高速增長下的長袖善舞，變成了“換擋期”的束手無策；或是“沒方向”，離開了土地依賴這樣的要素驅動，不知道抓什么好；或是“沒情緒”，過去曾經有過的高昂的“精神狀態”，現在卻變為情緒低落、心緒灰暗，甚至唉聲嘆氣、坐以待“滑”。更為嚴重的是在某些同志中流行的“不擔當”和“無所作為”的傾向，更值得我們注意。

　　新常態下要有“好狀態”，首先要認識新常態的新實質。我們所說的“新常態”是一個積極的概念，它不是沿用西方在2008年經濟金融危機后對歐美經濟艱難而緩慢復蘇過程的那種“一低兩高”的描述，而是我們所凸顯的“三化”，即增長速度變化、產業結構優化、發展動力轉化。十分明顯，我們所說的順應“新常態”，既不是再一味地追求高增速，也不是無所作為，任其沉淪，更重要的是把重點更明確、更突出地轉換到改革上來。可以這樣說，“新常態”的本質，不是低速，也不是守穩，而是改革，是“按下深化改革快進鍵”，向改革要發展新動力，向市場要中高速增長的活力。我們要把改革作為“新常態”，改革的過程本身也要常態化。

　　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不是不要速度，“穩增長”仍然是前提；淡化GDP增長具體目標，不是不要GDP，而是發展動力要轉換，從要素驅動轉為創新驅動，從一味拼資源、拼速度，轉為向改革要新動力。一方面，速度降下來，往往是改革的好時機、好空間、好窗口，被高速度掩蓋的結構性矛盾凸顯，各方對于改革的共識更加迫切，我們要抓住這個機遇，把精力集中到改革上；另一方面，改革進入深水區，各種矛盾盤根錯節，各類關系錯綜復雜，尤其需要我們的擔當。如果說，我們已經淌過改革的“淺水區”，那么現在面對的就是激流和險灘，如果說“皆大歡喜”的增量改革已經基本過去，那么現在的改革就是更為深刻的利益調整，就會深深觸及包括體制內在內的“既得利益者”的“手中權”和嘴邊的“奶酪”。深化改革的突出特點，強烈呼喚無所畏懼勇于擔當的精神，在改革的問題上，我們決不是“無可作為”更不能“退避三舍”，而要拿出當年“敢闖敢試”的“好狀態”，不怕碰體制，不怕動格局，不怕觸利益，不怕得罪人，當好“新常態”下新一輪改革的弄潮兒和先行者。

　　有些同志眼中的“新常態”，并不只是經濟的，還伴隨著“政治新常態”，這也沒有錯。有人嘆息，反腐也好、糾風也罷，何時是個“頭”？似乎成了他們“情緒不好”甚至“不在狀態”的原由。說反腐糾風成了“新常態”，也對，腐敗不可能“終結”，反腐永遠在路上；“四風”更是樹倒根在，蟄伏一時、伺機反彈有之，變相轉移、頂風違紀也有之，“反四風至少抓五年”，說明糾風也必然是常態，不要指望過去那時一陣風刮過“濤聲依舊”的歷史再重演，不要抱僥幸，不要有幻想，也不要滿腹牢騷，更不要說什么“人心惶惶”，如果你不腐敗，慌什么？其實，對于反腐的”嚴打“和對于”四風“的”高壓”態勢，既是一種持之以恒的“常態”，更是為了正本清源、撥亂反正，回歸到“執政黨”的本來面目和“人民公仆”的原來意義。一方面，當官本來就應當兩袖清風、一身正氣，只為遠離唯利是圖的個人主義、游戲人生的享樂主義和玩樂放蕩的奢靡之風，才能適應清廉、清白甚至有點清苦的為官“常態”，做一個“本該如此”的清官和能吏；另一方面，黨有宗旨性質，黨內生活有準則規矩，只有掃除拉幫結派的山頭主義、人生依附的宗派主義和明哲保身的好人主義，那種“逆向淘汰”才能杜絕，好人才能心情舒暢，能人才能脫穎而出，政治生態的風清氣朗成為“常態”，每個健康的細胞才能健全地發育茁壯地成長發展。

　　現在有些同志“不在狀態”，似乎還有一種顧慮，說是不是不想擔當，而是怕“動輒得咎”，怕沖在前面結果“把自己也弄了進去”。這種擔憂其實是不對的。第一，“激勵創新、寬容失敗、尊重個體、包容個性”，越來越成為全黨全社會的共識，一些地方還專門為允許“試錯”立了法呢!事實上，純粹因為改革失敗而被問責被處罰的案例，近年來你真的看到過嗎？第二條，也是更重要的，就是要擺正擺好“干事”與“乾凈”的關系。“乾凈”才好“干事”，更是“想干事、干大事、干成事”的前提。“試錯免責”的前提，一是自身清廉，不進腰包；二是盡心盡責，不瀆責任，如果因為自己不“乾凈”而“得咎”，那并不是因為“擔當”----他也無法“擔當”、“擔當”不起。不久前一位省委書記上任，總書記送了三句話，一是“對黨忠誠”，二是“自身乾凈”，三是“勇于擔當”，這三句話應當成為所有黨員干部的座右銘，也應當是我們在“新常態”下有個“好狀態”的辯證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