遲福林：不必計較中國是不是GDP第一

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日前做客新浪財經《改革問道》時指出，中國一定要看到目前實際的人均GDP、城鄉居民的收入水平和中產階層的比重相對都比較低的。所以，我們不必計較是不是GDP第一，更重要的看到我們發展還面臨著很多的矛盾、困難。文章內容如下。

　　由制造業大國轉變為制造業強國    　　問：四年以來最低的，您覺得當前經濟下行的主要因素有哪些？    　　遲福林：正像你說的，我們正處在一個轉型的時期，我們面對著既有轉型帶來的一些矛盾問題，又有著我們現實經濟運行中的一些困難。現在經濟下行的壓力突出的表現在實體經濟的發展遇到了很多的困難，我們正處在一個由制造業的大國怎么向制造業的強國轉變，在這樣一個轉變過程當中，一些中低端的實體經濟難免會遇到困難。    　　再加上我們現在很多的政策對實體經濟應該說形成了很多制約，比如說中小企業營收就很困難，營收成本比較高，融資也不容易。所以，現在經濟突出的表現在實體經濟壓力比較大，尤其是一些中小企業壓力比較大。它突出的表現在產能過剩，我們房地產市場不穩，同時整個市場價格也在波動中有所下降。    　　再比如我們現在地方債的壓力。多方面。所以，看這個問題有兩個，一個我們要看到經濟運行中現實的困難，更要看到轉型升級的大趨勢下不可避免的因素。所以，這個時候關鍵的問題，如何轉型，如何改革。    　　問：您對未來幾年中國經濟的預期是怎樣的？    　　遲福林：我總體上是比較樂觀的，盡管困難問題比較大，一個是總的大趨勢開始形成，比如我們中國的互聯網，如果互聯網大數據能夠推動中國的工業的全球化布局，能夠推動中國的工業能夠從中國制造向中國創造的轉型還大有希望。    　　另外，未來幾年，城鎮化還有很大的發展空間，我們從現在的53左右到60%的城鎮化率這完全有可能的。    　　第三消費結構在發生很大的變化，老百姓的消費結構升級大趨勢正在形成。所以，在我看來2015年我們經濟有可能實現一年保持7%左右的增長，在2016—2020所謂“十三五”這五年當中大概6—7的增長是有基礎的，有可能的。當然，還是一句老話“取決于轉型改革的力度如何”。    　　問：我們在結構調整的時候經濟會不可避免的有一些放緩的趨勢，現在中央他們又在一定程度上出臺了一些政策想要穩增長，您覺得這兩者之間有沒有存在矛盾或者我們怎么平衡這兩者之間的關系？    　　遲福林：肯定會有矛盾，需要平衡。所以，關鍵問題是把握度，穩增長而不能采取強刺激。調結構要順應大勢。所以，我的看法可能更大的問題，我的觀點就是要把握2020的發展大趨勢，然后在這樣一個大趨勢下增強人們的經濟信心，這個信心對于穩增長或者相比某些刺激性政策還為重要。    　　在這樣一個趨勢下，我們關鍵問題是調結構。所以，我說到2020能不能從投資主導轉向一個消費驅動型的經濟，能不能從工業主導轉向一個服務業主導，邁過這個坎我們就大有希望，至少可以保持未來我們五年、十年6左右的增長。    　　要以轉型改革引領經濟新常態    　　問：在您看來在新常態下的改革的路徑應該是怎樣的，改革的突破口在哪里？    　　遲福林：不是新常態下的改革，在我看來是轉型改革才能形成新常態，才能保持經濟新常態，才能引領經濟新常態。比如我們在形成服務業主導我們才能保持一個可持續增長，才能比較好的解決就業。    　　所以，我們現在一方面要看到中國經濟開始進入一個，我們說的新常態的這樣一個過程，更重要的是看到如果沒有轉型改革，我們的新常態是很困難的。所以，以轉型改革適應引領經濟新常態，這個可能更為重要。比如市場的開放，尤其服務業市場的開放，才能激發社會資本的活力，從而市場的活力，從而經濟的活力。    　　中國的市場大得很，不缺資本，缺什么呢？缺市場，市場放開，開放市場，激發社會資本的活力，我想很重要，因為中國有大的市場潛力，也有巨大的市場需求，關鍵問題是政策和體制的調整。    　　不要把投資和消費對立起來    　　問：您剛才也說了，我們想要在2020年的時候過渡到一個消費型的社會，但現在目前來說，我們的投資還是比較偏高，有報道說今年會有七萬億的基礎建設，消費率相對來說還是比較低，您覺得怎么樣才能平衡的過渡到消費型的社會？    　　遲福林：所以，關鍵問題是投資轉型，我們不要把投資和消費對立起來，我們的投資投到哪里呢？投到有消費需求的地方，比如北京兒童醫院經常排大長隊，可能我們投資再建幾個北京兒童醫院都會有需求。    　　所以，投資的轉型十分十分重要，適合消費需求的這樣一個大趨勢，加快投資轉型。我們的投資三塊特別重要，一塊就是我們重要的基礎設施，這個應該酉空間，因為我們的城鎮化還處在較快的發展過程中。    　　第二，我們的投資就要投資到老百姓急需的像公共領域，教育、醫療，尤其好的教育醫療，這塊也很重要。第三，老百姓的新興消費，比如信息產品，比如說互聯網，比如說大數據，這些研發的投資會對中長期的經濟發展起到一個十分重要的作用。    　　不必計較中國是不是GDP第一    　　問：說到中國經濟，去年IMF曾經出過一個報告，根據購買力平價計算，中國已經是世界上GDP的第一大國，但是這個結論有很多爭議，大家的沒有感受到GDP第一，而且包括人均GDP，包括人均收入都是比較偏低，想問問您怎么看這個問題？    　　遲福林：我想應該看到第一，中國還處在一個工業化轉型升級的時候，我們正處在工業化的中后期向工業化后期的轉型過程當中。所以，從這一點說中國仍然是一個發展中的大國。    　　第二，我們在整個的經濟結構方面面臨著很多突出的矛盾問題，比如說我們剛才講的服務業發展就和我們整個發展趨勢不相適應，這方面的轉型改革極為重要。    　　第三，中國一定要看到我們實際的人均GDP也好，城鄉居民的收入水平也好，包括中產階層的比重也好，相對都比較低的。所以，不要看第一、第二，更要看它的發展的質量，更要看人們在這種發展過程中能不能分享這些成果。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說，我想我們不必計較是不是第一，更重要的看我們發展還面臨著很多的矛盾、困難，我們發展在相當多的方面，比如工業，我們總體上處于中低端的價值鏈，所以，還有相當大的發展空間。    　　問：說一下您的這本新書，每年我們都會出一本這樣的研究報告，2015年您怎么會想到起這樣一個主題？    　　遲福林：2015年在我看來是中國既是改革的一個全面改革的攻堅年，也是中國經濟轉型的關鍵年。到底路在何方，矛盾困難很多，路在何方，有人說繼續加大投資對不對？很對。問題往哪兒投，投資要不要轉型？有人說中國不能不要制造業，問題是制造業怎么轉型升級。所以，2015年應該說是我們轉型升級的一個重要的一年。這一年我們對很多問題的研判如果到位，這一年如果我們對未來的發展趨勢的把握到位，對于我們國家制定“十三五”規劃有決定性的影響。    　　我們考慮來考慮去，從我們的研究來看，在這個過程中，2015年需要想的問題，跳出2015看2020，2020對中國至關重要，2020中國的關鍵是在哪里呢？我們說工業大國轉向服務業大國，而且處在一個歷史的關鍵點，如果這樣一個選擇我們對頭了，如果我這個判斷能夠符合趨勢，那就說我們不僅能夠緩解短期的經濟壓力，而且給未來十年、二十年的中國奠定一個堅實的基礎。所以，正是從這個出發選擇了轉型抉擇，應該做2015年的一個主題。我們需要在研判和把握趨勢的這樣一個基礎上做出一個轉型的抉擇。    　　未來六年要抓住科技革命的契機    　　問：書名是《2020中國經濟轉型升級的趨勢與挑戰》，您覺得最主要的趨勢和最大的挑戰是什么？    　　遲福林：我這本書里提出了三大趨勢三大挑戰，一個趨勢就是中國工業轉型升級的趨勢。隨著新一輪科技革命互聯網大數據的發展，工業正在向全球化、信息化、服務化的這樣一個方向轉型升級，而我們的挑戰在于能不能在未來六年左右的時間抓住新一輪科技革命的契機，使得我們從工業2.0走向工業3.0，奠定我們2020以后向工業4.0的這樣一個發展的基礎，這是一個重大的挑戰。所以，中國是個大國，不能不發展工業，中國是一個大國，制造業是我們的一個強項，問題在于我們制造業的轉型升級能不能在這六年發生一個重大的變化。    　　第二個趨勢和挑戰在于城鎮化。中國的城鎮化未來六年應該是一個快速發展，大概每年以1到1.2個百分點增長，所以，到2020中國的規模城鎮化能達到60%左右應該是有可能的，問題在于人口城鎮化，中國人口城鎮化現在只有36，2020年我們人口城鎮化能不能達到52%以上，大概每年將近以兩個百分點的速度增長，如果人口城鎮化能達到52%以上，趕上世界人口城鎮化的平均水平，那我們對于擴大內需拉動消費會產生多方面的這樣一個推動力。    　　第三個趨勢和挑戰就是消費結構升級的趨勢和挑戰，我們消費結構升級是什么？物質型消費逐步向服務型消費升級。信息產業現在這兩年25%、35%的增長，人們對健康產品的關注越來越高，服務型消費的比重在逐步提高，問題在于我們服務業的發展和這樣一個消費不相適應。所以，到2020年我們的服務型消費能不能成為至少是城鎮居民消費的大頭是一個重大的挑戰。所以，這三大趨勢，三大挑戰要取決于我們能不能在這樣一個背景下采取符合發展趨勢的轉型改革。    　　政府的改革在2015年尤其重要    　　問：最后一個問題，也是關于兩會的。去年您在兩會上提出市場決定一切，您覺得這一年來，從這方面來看有沒有什么改善？    　　遲福林：不是市場決定一切，我去年是在講市場決定下的政府作用，在人大會堂做了一個大會發言，這一年來說，我們應該說去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一個窗口期，今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一個攻堅期。總體上看，改革在多方面都有進展，比如像價格改革，多方面都有進展，但是改革面臨的矛盾問題依然很突出。所以，今年是改革的攻堅之年，取決于改革在多方面要有突破。    　　順應我剛才說的大趨勢我提出了四個方面的改革開放的重大任務。第一在開放服務業市場上能不能有重大突破。第二，能不能以結構性改革破解結構性矛盾，在財稅體制、金融體制、教育結構上能夠有一些重要的改革措施。在金融結構，發展中小銀行來服務中小實體經濟。這樣的一些財政、稅收、金融、教育方面，這樣一些結構性的改革，破題結構性矛盾的話，那我們推動服務業做到轉型改革上夠會解決很多的矛盾問題。    　　第三，開放。開放的重點在哪里？除了一帶一路，在一帶一路作為總抓手的前提下，把明顯提高服務貿易的比重作為對外建立開放型經濟的重大任務。我們對外服務貿易占整個對外貿易的比重能不能從現在十一點多、十二點多提到20%左右，大體跟世界上水平相當，這是對我們對外開放，建立開放型經濟體制的一個重大的任務。    　　第四，政府的改革。在市場決定資源配置的大格局下，尤其是去年一年行政審批制度改革明顯加快的背景下，從今年開始中央到省一級實現負面清單的條件總體具備，應該以負面清單、權力清單、責任清單，加上公共財政制度清單來倒逼政府的改革，我想這塊改革尤其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