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口先衰造成經濟下行
有學者說,經濟增長速度是因為按照德、日、韓、臺等經驗,中國以購買力平價計算的人均GDP接近了他們1.1萬美元的發展水平而跌下來的,這值得商榷。下行的首要原因是,人口生育率下降,嬰兒和青少年人口大規模萎縮,人口增速放慢,老齡化,勞動年齡人口減少造成的。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中國大陸高增長結束時人口比韓臺老化。中國2011年人口生育率和增長率,高于韓國,低于臺灣高增長結束之2002年和1997年。65歲以上人口占總人口比例高于韓國和臺灣1到2個百分點。
(2)中國大陸高增長結束時,發展水平低于韓臺的一半。韓國和臺灣按匯率計算的人均GDP已經分別達到1.2萬和1.4萬美元。而我們2011年人均匯率計算的GDP只有5414美元。
(3)消費活躍和年輕勞動力人口大規模減少。一是0-14歲人口,2013比1982年凈減少11830萬人;收入邊際儲蓄率高、傳統消費型的65歲以上人口從4991萬人,增加到了13199萬人。二是最有活力和學習能力的19-22歲人口在2009年達到1億的頂峰之后已經開始快速減少,到2018年將只剩下5000多萬。據最近波士頓咨詢公司的研究,中國到2030年,將會出現多達2450萬的勞動力短缺。
(4)中國大陸高增長時間比韓臺短9-14年。臺韓經濟分別從1951年和1961年開始加速增長,1997年和2002年各自從8%的速度跌下來。我們如果從1979年算起,2011年,即33年后從8%速度跌下來。
那么,這樣的人口結構變化,對經濟增長會有什么影響呢?結果是經濟增長速度下降,持續不斷地衰退。這將會導致:
(1)從消費方面看,嬰兒、兒童、小學、中學等生活和教育消費開始增長疲軟和萎縮。普通小學在校生,2013年比1979年凈減少5303萬人。目前普通小學在校人數每年以300萬-400萬人的數量在萎縮,以后規模會越來越大。未來連續的問題是,大學教育將會過剩和萎縮;后來就業的工廠等程度不同地會開始過剩并倒閉;住宅剛性需求在2015年頂峰后回落,房地產會蕭條。
(2)從勞動力供給看,勞動力會形成短缺并老化,工資持續上升,經濟競爭的勞動力紅利下降,而產品中所含的養老成本將急劇上升。從2012年開始,勞動年齡人口,每年以350萬左右的規模減少。由于勞動力增長和供給的放緩和減少,農民工工資從2008年的1340元增加到2013年的2609元。產業成本急劇上升,出口競爭力大幅度下降。
從德、日、韓、臺的發展過程看,他們有的沒有對人口增長進行控制,有的即使出臺了指導性的計劃生育,也未能得以真正實施。但分析相關數據,他們無一例外地,都進入了生育率下降和老齡化社會;也無一例外地在此時,經濟增速降到了8%以下,并很快跌入了平均4%的速度區間。而我們在人口增速會自然降低下來的變化趨勢上,又人為地強制推行了計劃生育,結果必然是“未富先老,未強先衰”。從未來變化推測,這樣的經濟衰退,可能是長時間的,并且幅度有可能較大。
人口城市化推動力已喪失
韓國和臺灣8%經濟增長速度結束之2002年和1997年,其人口城市化水平不約而同地是80%。國內學者也提出,中國人口名義和實際的城市化為50%多和35%左右,到80%,應當還會以8%以上的速度高增長15-20年。但我們的分析結論卻令人十分憂慮。
人口向城鎮流動,其居住增加導致房地產蓬勃發展,以及財富增加和生活水平的提高,是推動經濟高增長的最重要的動力之一。然而,分析顯示:(1)城鎮中的住宅供應量已經嚴重過剩。扣除拆除的住宅后,2014年底城鎮的各類住宅,總量約為2.33億-2.63億套。城鎮2014年如果按照增加1000萬人口計算,為74111萬人,3口人一家,約為2.47億戶,戶均0.94到1.06套住宅。從2014年底,正在施工和新開工的面積計算,又有5947萬套的潛在供給,竣工后將又有2.92億-3.22億套住宅,可以滿足8.76億-9.22億人口居住。(2)農民工總體上買不起城鎮的住宅,大多數進城農民只是出來常住打工。3億左右的農民工及其家庭,在工作地買房的只有0.9%,在靠近原住地的縣城等買房的只有15%左右。2013年農村農民買房的房價收入比為17.53年,城鎮農民工房價收入比為10年。總體上買不起城鎮住宅。2013年城鎮農民工平均消費支出中,50%用于房租。2014年,扣除約700萬套庫存和農民工所購買的約1600萬套,1.14萬戶城鎮居民中,約13%家庭租房,66%為1套房,21%的2394萬多套房家庭,擁有5.6-6.9套住宅。城鎮住宅分配嚴重不公。
中國與德日韓臺市民化的城市化根本不同,是“青出老回”“未化先滯”。(1)土地產權不明和配置方式扭曲,地方政府土地財政,導致農民總體上沒有得到土地財產性收益,加之房價畸高,創業資本不足,沒有能力去購買城鎮的住宅。(2)人口流程實際是青年出村老年回,總體上并沒能成為最終居住在城鎮的市民。將有3億-4億人口,代際出回循環,比城鎮老年人口財富和消費低33%左右,形成巨額的消費塌陷。
解決思路與對策
中國經濟下行,不是正常體制結構國家和地區的單純過冷問題,而是發展中人口過快萎縮和提前衰老以及人口城市化不暢所致。治療的思路和辦法如下:
第一,2015年全面放開生育,停廢社會撫養費征收,改計劃生育系統為鼓勵生育機構。這將帶來幾個好處:(1)對刺激經濟增長有益。全面放開,將會增加嬰兒,體檢、婦產、奶粉、玩具、其他兒童用品,生活和教育消費逐年上升。人們創業和工作的積極性會強化,家政就業會增加。(2)放開生育符合中華民族長遠的安全和競爭利益。印度本世紀末時,高中低三個預測,人口可能在18億-23億之間,美國可能達到5億-6億,而中國如果下降至8億,經濟發展有可能受到印度崛起的夾擊,并且經濟實力又會被美國所超過。(3)全面放開不會導致人口暴增。從單獨二孩政策以來,預計這部分生育200萬左右,結果只有60多萬。人們考慮撫養成本,不愿意生二孩。從臺韓的實踐看,即使政府鼓勵,都難以提高生育率。
第二,重啟和恢復城市化進程及其紅利。2015年,除北上廣深外,徹底取消戶籍管制;加快推進省直管縣體制改革,小城鎮和小城市率先落實負面清單管理,改善創業和企業經營環境,發展和活躍縣域經濟;改革農村土地制度,讓農民有財產性收益;改地方財政土地出讓金為房地產稅體制,探索壓縮中央專項,并擴大對縣級財政直接一般性轉移支付的制度,控制住地價再度暴漲,逐步提高農民工家庭的收入水平,推進農民進入縣城和小城市,實現就業和住房,并在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配套等方面實現市民化的城市化。
第三,充分發揮人才和人力資本紅利,推動經濟增長。雖然我們的人口紅利逆轉下行,但是,改革開放以來的教育和海外留學,使中華民族積累了規模巨大的人才和人力資本。加快改革高等和職業教育體制和內容,培養創新型人才和制造業服務業升級需要的高素質勞動力;改變我們各行各業不利于創新創業的體制、機制和潛規則環境,吸引留學生歸國創業創新。
第四,強力推進創新戰略,爭取創新紅利,超越人口紅利下行對經濟增長的拖累。資本和勞動力的邊際收益下降,資源和環境約束越來越大,人口紅利逆轉。對此,只有保持創新自信,最大力度地改革體制機制,明晰知識產權,形成利益激勵,國家投入基礎研究和重點項目,企業成為創新主體,促進新技術市場化和產業化,使新產業蓬勃發展,技術進步彎道超車,將目前中國在全球的競爭力從30位左右,提升到10位以內,我們才有可能在經濟增長的下行困境中突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