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地域遼闊,各地經濟發展水平不一,商品和服務成本差別也較大。將教材價格下放省級管理,有利于各地根據本地實際情況科學合理地制定教材價格;有利于減少行政成本,發揮價格杠桿作用,在維護廣大消費者利益的同時,促進出版、發行等行業的健康發展。從這個角度看,發改委的舉措是一項符合市場經濟規律,有利于民生利益的善政。至于一些人對教材價格會因此上漲,導致學生受教育門檻抬高的擔心,則無異于杞人之憂。且不說此次改革從一開始就確立了微利的原則,即使一些省份的價格有所微調,影響也是極為微小的。比如一些省份農村中小學生教科書由政府采購免費使用,而在北京等城市,義務教育階段教科書已實現了政府買單。
需要指出的是,教材定價權下放后,各級教育、新聞出版管理部門的擔子不是輕了,而是更重了。減少中央政府對微觀事務的管理,市場活力才能充分迸發,而這并不意味著政府可以無所事事,而是把更多的精力放在監管之中。下一步,管理部門更要充分發揮好管理職能,保證定價權的下放能夠平穩有序地落地。具體而言,新聞出版管理部門要加強對教材質量的管理,定價權下放了,教材質量不可以下降,只有加強監督才能避免個別印刷企業為了保證自己的利潤,就以次充好,出現粗制濫造的現象。教育部門則要確保教育補貼政策的延續。一些經濟欠發達地區本來就貧困,雖然國家教材定價權下放后,他們的自主定價有了更大的空間,但對于一些較貧困地區來說還是難以承受,對他們的補貼,不但不能少,還應該相應地增加,使國家的好福利更多地向他們傾斜,確保經濟欠發達地區的貧困家庭子女能夠享受到平等的受教育權利。
總之簡政放權絕非放任不管,對此各級管理部門一定要有正確的認識,在不打折扣地執行教材定價權下放的同時,對教材的生產和流通一定要輔以相應的監管機制,只有這樣,才能使這項改革之舉收到利國利民的功效,令善政得以善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