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鞍鋼：中國發展的不確定性被夸大了

2016年是“十三五”規劃開局之年。“十三五”時期，中國經濟社會發展面臨若干重大風險和不確定性。就國內而言，我們面臨經濟增速和財政收入下降、地區經濟發展差異、人口老齡化、收入分配結構優化風險提升等問題;就國際而言，則有新興市場經濟體增長乏力、全球貿易低迷和貿易保護主義增強、新型國際政治經濟體系的構建等風險;而金融市場風險、企業經營困難等則兼有國內和國際方面的問題。

　　環球時報發表清華大學國情研究院院長胡鞍鋼文章認為，當中國經濟與全球經濟融為一體，兩者各自的不確定性就會相互影響。對不確定性的判斷和預測也會變得更難，因其并非線性成長過程。這些不確定性相互交織顯然會對市場預期帶來負面影響。客觀而言，當前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確實面臨這些風險和不確定性。盡管統計數據不算完美(主要是同“十二五”時期GDP年均8%以上的增長率相比)，但中國發展內生動力不斷增強，中國發展趨勢向好逐步明顯，中國發展的不確定性無疑被人為夸大了。

　　文章分析，第一，須從客觀角度評價中國發展的已有成果，認識中國經濟發展的現狀。

　　首先，通過我們對經濟增長率、工業產出增長率、CPI上漲率、失業率以及后兩者構成的痛苦指數(Misery Index，系CPI上漲率與失業率之和)這5個宏觀經濟指標的專業測算以及橫向國際比較可見，在全球經濟增長低迷背景下，2015年中國在G20的宏觀經濟績效是最好的。這表明，在世界主要經濟體的G20中，中國國家經濟治理能力最佳，治理績效最好。

　　其次，從“十二五”規劃完成情況來看，城鎮新增就業、調整經濟結構、科技創新、提高社會福利、改善八項資源環境指標等五大目標均告完成，有些還是提前或超額完成，增強了經濟實力并改善了人民生活水平。

　　再次，本屆政府在2015年《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的宏觀調控目標體系，涵蓋宏觀經濟調控、經濟發展公平性和可持續性等多方面目標。這個宏觀調控目標2.0版更加符合中國國情特點(如人口多、就業需求大、資源環境硬約束等)，更加適應發展階段(如上中等收入階段)，更加滿足社會需求(如居民消費需求、基礎設施投資需求)，也對中國經濟發展形勢和走勢做出了更加全面和準確的判斷。

　　從這個角度來說，經濟增長率放緩只是宏觀經濟表現的一個方面，以宏觀調控目標體系2.0版作為準確判斷宏觀經濟形勢的依據，不難看出，如果在諸多目標中只有一個沒有實現，而其他目標都在掌控之中，那就不必慌張。

　　第二，須從理論視角認識到經濟發展的周期性特征，特別是中國經濟發展的階段性變化。

　　當前中國經濟增速下降一定是經濟的周期性和階段性這兩個經濟規律發生作用的綜合結果。國際上對中國經濟唱衰甚至預言中國即將崩潰的論調一直沒停歇過，但事實上中國只是進入了經濟發展的新階段，即“新常態”。

　　從總量上說，中國近期經濟增長放緩不可避免。三十多年的高增長讓中國成為一個龐大經濟體，經濟總量的邊際增長愈發困難。從階段上說，中國經濟現代化起步采取的是“追趕型”增長模式。從世界經濟史看，可持續發展的經濟體都必然經歷從追趕型向內生型創新增長的轉變。其中，前者的推動力量主要來自外部，其科技方面的后發優勢有利于經濟較快增長;后者則是科技引領式的內生性增長，這種模式的經濟增長必然相對較慢。

　　第三，須從現實視角承認經濟結構變化的潛在動力，就是消費發展與供給側改革帶來的強大拉動作用。

　　根據對各個地方、各大企業(包括央企和民企)的實際調研，我們感到中國經濟并非數據顯示的那么糟糕，反而有著巨大潛力。為什么宏觀數據會與微觀事實產生較大背離？一個重要原因在于，宏觀統計具有一定滯后性，無法看到經濟結構動態發展的變化趨勢。

　　以經濟結構變化為例，未來時期，中國將進入居民消費的黃金時代。前不久，商務部最新披露的數據顯示，預計2015年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達到30萬億元，增長10.7%左右，最終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由2013年的50%上升至2015年的60%左右，到2020年將再翻一番，超過60萬億元(10萬億美元)，這將成為“三駕馬車”中體量最大、跑得最快、動力最強的拉動因素。

　　第四，須從政治體制視角理解中國獨特的經濟體制帶來的經濟穩定機制。

　　就地區層面而言，2015年中國31個省級行政區經濟增速均有放緩。但要看到，這是由于中國經濟正在進入中高收入階段、產業結構正在加速轉型，也是與各省GDP總量不斷增加、基數不斷擴大有關。總體來看，作為中國經濟核心區的廣東等五省區GDP總量和增長貢獻率都占全國40%，這五省區經濟保持中高速增長，保障了全國經濟增長基本穩定。

　　因此，理解中國經濟增長的穩定機制，僅從經濟理論視角遠遠不夠，它無法反映中國特有的政治經濟學作用機制。具體來說，如果從各省區2016年和“十三五”規劃制定的經濟增長目標來看，就是中國政治經濟體制具有的“爭上游機制”和“守底線機制”。同時，中國經濟“一個國家、多個增長極”的巨國優勢和“大集中、小分散”的政治決策機制，對穩增長均發揮了重要作用。

　　第五，須從國家規劃視角看待中國未來發展的動力與空間。

　　以宏觀統計看待經濟發展還存在一個重要缺陷，即無法指明經濟發展的未來趨勢。作為當今中國發展的最重要引領，“十三五”規劃是我們應對外部不確定性、把握自身發展機遇的最大依據。“十三五”規劃中明確把創新作為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在內生型增長階段，中國經濟發展將主要依靠三大類型創新，即市場主體創新、技術創新、品牌創新。目前，三大類型創新驅動發展的基本態勢已然具備。另外，中國經濟增長還有獨特的“五大發動機”，即“十三五”規劃提出要促進“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和綠色化”同步發展。目前，中國也正處在“五化同步、五化加速”的黃金發展時期。

　　最為根本的是，“十三五”規劃綱要中明確提出的第一個量化目標就是：“到2020年國內生產總值和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這就要求在“十三五”時期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增長速度要保持在6.5%—7.0%之間。即便將諸多不確定性因素考慮在內，到2020年中國GDP占世界總量比重都將占1/5左右，這是基本趨勢。

　　文章指出，總體而言，我們承認不確定性客觀存在，但也要注意辯證去看，因為中國正通過類似“十三五”規劃那樣的確切信息給定來削減這些不確定性。我們面對不確定性時并非只有被動，某種程度上也有一定主動性。通過推動不確定性因素向確定性方向轉變，隨著國內經濟重新平衡，中國仍將是驅動世界發展最重要的力量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