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
坐標→勞動人民文化宮
“1986年出版社開始自辦發行,之前都是新華書店包銷。當時出版社都是白手起家,有一段時間大家的理解是錯的,以為自辦發行就是出版社直接賣書。有些書積壓了下來,幾個出版社的主任商量了一下,干脆直接去書市。”現任韜奮基金會副秘書長的黃國榮當時剛剛到出版社工作,1987年的夏天,他和同事搬著桌椅板凳、書架樣書,在北京勞動人民文化宮東配殿的書市擺了一個攤位,“第一屆不叫北京圖書訂貨會,叫首都圖書交易會,名字是臨時起的。有44家出版社參與,現場有書店直接訂貨,最終統計訂貨量是700多萬冊。”第二屆叫全國圖書交易會,但也只有70多家出版社參與,真正訂貨是從第三屆開始的。此時黃國榮已經成為書市辦公室副主任,專門分管訂貨工作,他有了這樣的想法:應該有一個場地讓出版社擺展位,不光是為了訂貨,還要跟全國各地的書店交流,“我當時定位的是出版社是主人,書店是客人,主人邀請客人來訂貨,要招待大家,要有專門的場所,要住在一起,不能光是訂貨,要有交流,需要獨立起一個名字。后來地址就選在了北京玉泉飯店,那里有800個床位,我們覺得差不多夠了,還有個大會議廳,四張桌子一拼就是一個展位,沒想到不到三個小時,床位就住滿了。出版社很齊心,大家緊急開會決定把房間騰出來給全國各地來的書店的人住,出版社的人都住會議室的行軍床,飯店經理很不錯,買了200張行軍床。”
1991年
坐標→亞運村國際會議中心
“訂貨的時間不能和文化宮的書市沖突,而且訂貨應該在年初,好讓人家書店安排一年的工作,才不會給書店增加庫存。”從第四屆開始,北京圖書訂貨會的時間挪到春天,地點是北京工人體育館,“前三屆都是中央的出版社,第四屆外地的出版社開始過來了。第五屆我們正式邀請了全國的出版社來參加,地點挪到了亞運村國際會議中心,因為工體館已經放不下了,而這個會議中心能住一兩千人。第六屆都邀請完了,結果這座樓讓香港老板買走了,臨時通過中央黨校的領導協調,趁著黨校放假,而時間也自此基本固定到了每年的元旦過后。”在中國出版工作者協會成立了經營管理委員會后,黃國榮成為負責人兼秘書長,一直到2012年第25屆北京圖書訂貨會,他都是帶頭人。除了場地上遇到的困難,在北京圖書訂貨會的發展初期也遇上過其他各種問題,在第五屆到第九屆中間還曾出現過中國出版工作者協會和中國書刊發行業協會兩家各自舉辦訂貨會唱對臺戲的情況,直到第十屆兩家開始聯手主辦,“這一屆之后中央黨校也盛不下了,11屆到了豐臺體育館、12屆到了農展館,還是盛不下,從13屆開始進入國展,一直到現在。”
1999年
坐標→中國國際展覽中心
今年的北京圖書訂貨會共有2369個銷售展臺,比上屆增加了17個,其中標準展臺293個,特裝展臺2076個,參展單位737家,其中出版單位590家,民營單位137家,港澳臺70余家也有圖書參展,邀請全國新華書店、民營書店、專業書店、圖書館3000家,編輯館配可供書目15萬種。在全面展示50萬種2016年以來的新書、精品書的同時,還將展示一批新技術應用產品和出版方面的軟件。從第一屆的44家出版社參加發展到如今的規模,北京圖書訂貨會不僅僅是場地變大,在活動內容上也不斷拓展,“在第十屆之前,出版社三分之一的訂貨都在這個會上完成,當時大家都是自辦發行剛起步,出版社都非常歡迎,大家在一起一點點摸索規律完成歷程。進入國展之后,訂貨會開始真正上了一個臺階,并不斷開拓創新,比如2004年請港澳臺地區的出版社、海外華文書店,中國進出口公司作為合作單位負責承接發運,實現了一條龍服務。2005年設置了民營書店展廳,2008年有了圖書館采購中心。我們還發現全國有許多背著稿子來找出版社的人,于是增加了版權交易的內容。經過大家努力,北京圖書訂貨會成為中國歷史最久、規模最大、效果最好、影響最廣的訂貨會,成為出版界書業界不可缺少的活動。”說到這里黃國榮不無驕傲。
2017年
坐標→“老國展”
“2006年第20屆的時候,有記者問我,北京圖書訂貨會能火多久?我說,想火多久就多久,關鍵看主辦者能不能與時俱進,開拓創新,能不能為行業服務,能不能幫行業解決問題,如果能做到這些,它會永遠活下去。”兩年之后,位于北京順義的中國國際展覽中心新館投入使用,位于三元西橋的場地成為了大家口中的“老國展”,這個名字與中國歷史最久的圖書訂貨會在氣質上頗為登對,而它也持續見證著中國圖書出版發行行業的成長進步。“現在基本是圖書寄銷,所以訂貨會訂貨的功能減弱了,當然大家也要來看看書的好壞,但更重要的是社店之間需要面談交流,”黃國榮認為,行業之間的交流合作探索是目前北京圖書訂貨會的主題,“中國圖書發行制度怎么走,社店怎么合作,研究行業怎么發展,這個核心問題是永遠研究不完的,想跟上社會的步伐,整個行業的人就必須有這樣的機會坐在一起研究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