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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上紙引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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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商業的角度來看，我們很難將唐代以后的印刷文化看作官刻與宮廷刻書業的副產品。書籍或是其他印刷品能夠同時實現道德價值和金錢價值。首先，圖書能夠影響人們對現實的看法和行為。其次，根據不同的顧客和圖書，他們可以利用更靈活的方式獲利。
與印刷文化和印刷商業這兩個觀念所不同，“印刷資本主義”這個術語對中國學術界影響卻很小，雖然它經常出現在對歐洲印刷文化的研究中。中國學術界對其的忽視也反映出該概念內涵的不確定性。
宋代以后的9個世紀中，中國刻工雕刻的書版印刷了大量的民間世俗書籍。雖然這種基于手工業的書籍得到了廣泛的商業流通，但是中國的印刷資本主義并沒有因此而建立。
雖然歷史學家們已經開始注意晚清時期商業、甚至是“產業”所起到的作用，但是幾乎沒有學者像馬瑞·克萊·白吉爾（Marie-ClaireBergère）指出了中國社會從商業到資本主義的跨越式發展。機械化是中國資產階級發展的基礎。
正如中國學者很少注意印刷資本主義這一概念，西方技術為中國印刷業帶來的重要改變也被忽視了。從唐代前期到帝制結束，雕版印刷業遍布整個中國。傳統上，書版由經過處理的梨木、棗木或梓樹雕刻而成，這些材料都很容易獲得。
在宋代，雕版印刷業發展到一個巔峰，刻工已經能模仿書法家的字跡，但仍然局限在楷書的范圍之內。三個世紀之后，明代的刻書業已經能夠刻印三色圖書（譯者按：藍印、彩印、朱墨或是套印）。這時，雕版印刷已經傳遍整個中國，所刻印的圖書質量參差不齊，風格各異。19世紀，刻書工藝進一步傳播并得到簡化，不識字的婦女與兒童都加入到刻書工作中。印刷的過程比刻字更簡單，這也促進了雕版印刷的傳播。
19世紀的技術革新不僅為中國印刷資本主義的興起創造了社會環境，并且改變了中國出版業的地理格局。可以肯定的是，雕版印刷在19世紀和20世紀前期仍然持續發展。
中國頂尖的印刷史家張秀民認為，印刷是“建設帝國的民用工具”，轉化為20世紀中國文化重建與國家建構的有效手段。
1895年后，圖書，尤其是教科書、工具書、小說與科學書籍，在塑造中國社會輿論的過程中，起到了和報刊同等重要的作用。事實上，更多的人會接觸到教科書而不是報刊。
同時，教科書給人們的信息也比報刊更穩定、可靠。大型綜合出版商為追求更大的市場而不斷地革新技術，其中商務印書館和中華書局成了技術先鋒。雖然外國的新式機器重塑了上海出版業，并使其成為全國出版中心，中國古老的文化價值與實踐并沒有隨之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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