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福建古代刻書業最大的特點是以多取勝,在刻書范圍、圖書種類和數量等方面,均居全國首位。
福建印刷歷史悠久,特別是以“建本”為代表的福建刻本成為宋代以來的重要古籍圖書,并通過“海上絲綢之路”遠銷海外,在促進全國雕印事業和書籍文化的發展、傳播中華文明中發揮了重要作用。當前,加強對福建傳統印刷文化的宣傳保護工作,對于挖掘福建文化資源、打響福建文化品牌,推動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核心區建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而在保護和傳承福建印刷文化中,須深入挖掘和把握福建印刷與閩學、文脈及文化三方面的內涵。
印刷與閩學:共榮共衰
所謂閩學,又稱“朱學”“朱子學”“考亭學派”等,一般指的是以南宋朱熹為代表的理學學派。在發展進程中,閩學成熟于南宋時期,在元明得到持續發展,漸微于清乾嘉之際,建陽刻書繁榮、發展、衰微也大體遵循這一時間脈絡。
有學者研究認為,“印刷業的發達和藏書的豐富,無疑為朱熹等閩學學者進行學術研究,綜羅百代,集諸子百家之大成,傳播理學提供了充分的傳播媒介,進而有力地促進了閩學的產生。而閩學的崛起又反過來促進了福建印書業和藏書業的繁榮。”“建本”與閩學相互促進、互相影響的歷史,共榮共衰的命運,令人深思。
印刷與文脈:梳理傳承
福建古代刻書業最大的特點是以多取勝,在刻書范圍、圖書種類和數量等方面,均居全國首位。但據學者研究考證,建陽坊刻因數量大、種類多以及以贏利為主要目的等原因,有質量參差不齊等問題。
但這畢竟是局部現象,不能代表全部建陽坊刻。實際上,建陽坊刻也不乏精品,海內外現存的宋元刻本多為“建本”,如南宋建陽黃善夫刻本《史記集解索隱正義》等已被視為善本、珍本;宋代由皇帝下旨敕修的四部大書中,其中《太平御覽》《文苑英華》《冊府元龜》等3部均依靠福建的雕印力量而流傳下來。
印刷與文化:傳遞交流
福建古代刻書業作為我國宋代以來古籍圖書的重要生產基地,在推動中華文化傳播和中外文化交流發展中發揮了積極作用。宋末元初建陽學者熊禾有“書籍高麗日本通”“萬里車書通上國”的詩句,記載了“建本”圖書流傳海外的悠久歷史。
據有關學者研究,建陽書坊刻印的古籍至今在日、韓、美、英、法、西班牙、奧地利等國的圖書館均有珍藏,有的甚至是在我國已經失傳的孤本。連城四堡刻本遠銷13個省份150個縣市,及至越南、泰國、印尼等東南亞國家,曾有“壟斷江南、行銷全國、遠銷海外”之稱。可以說,通過“海上絲綢之路”,福建古代刻本成為傳遞中華文化的重要載體,成為推動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途徑。
福建印刷歷史悠久,特別是以“建本”為代表的福建刻本成為宋代以來的重要古籍圖書,并通過“海上絲綢之路”遠銷海外,在促進全國雕印事業和書籍文化的發展、傳播中華文明中發揮了重要作用。當前,加強對福建傳統印刷文化的宣傳保護工作,對于挖掘福建文化資源、打響福建文化品牌,推動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核心區建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而在保護和傳承福建印刷文化中,須深入挖掘和把握福建印刷與閩學、文脈及文化三方面的內涵。
印刷與閩學:共榮共衰
所謂閩學,又稱“朱學”“朱子學”“考亭學派”等,一般指的是以南宋朱熹為代表的理學學派。在發展進程中,閩學成熟于南宋時期,在元明得到持續發展,漸微于清乾嘉之際,建陽刻書繁榮、發展、衰微也大體遵循這一時間脈絡。
有學者研究認為,“印刷業的發達和藏書的豐富,無疑為朱熹等閩學學者進行學術研究,綜羅百代,集諸子百家之大成,傳播理學提供了充分的傳播媒介,進而有力地促進了閩學的產生。而閩學的崛起又反過來促進了福建印書業和藏書業的繁榮。”“建本”與閩學相互促進、互相影響的歷史,共榮共衰的命運,令人深思。
印刷與文脈:梳理傳承
福建古代刻書業最大的特點是以多取勝,在刻書范圍、圖書種類和數量等方面,均居全國首位。但據學者研究考證,建陽坊刻因數量大、種類多以及以贏利為主要目的等原因,有質量參差不齊等問題。
但這畢竟是局部現象,不能代表全部建陽坊刻。實際上,建陽坊刻也不乏精品,海內外現存的宋元刻本多為“建本”,如南宋建陽黃善夫刻本《史記集解索隱正義》等已被視為善本、珍本;宋代由皇帝下旨敕修的四部大書中,其中《太平御覽》《文苑英華》《冊府元龜》等3部均依靠福建的雕印力量而流傳下來。
印刷與文化:傳遞交流
福建古代刻書業作為我國宋代以來古籍圖書的重要生產基地,在推動中華文化傳播和中外文化交流發展中發揮了積極作用。宋末元初建陽學者熊禾有“書籍高麗日本通”“萬里車書通上國”的詩句,記載了“建本”圖書流傳海外的悠久歷史。
據有關學者研究,建陽書坊刻印的古籍至今在日、韓、美、英、法、西班牙、奧地利等國的圖書館均有珍藏,有的甚至是在我國已經失傳的孤本。連城四堡刻本遠銷13個省份150個縣市,及至越南、泰國、印尼等東南亞國家,曾有“壟斷江南、行銷全國、遠銷海外”之稱。可以說,通過“海上絲綢之路”,福建古代刻本成為傳遞中華文化的重要載體,成為推動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途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