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背景在“打壓”
當今時代,人們的閱讀習慣漸漸遠離紙質讀物,這是印刷業“虧損”的最大原因。再者,黨的十八大以后,中央對貪腐現象嚴厲懲治、對政府機關提倡節儉高效辦事,人們的生活觀念也隨之改變,例如送煙、送酒、送禮現象漸漸降低,接近零點,隨著煙酒及貴重禮品生產的減少,其華貴的包裝物和包裝印刷也自然隨之下降,使得包裝印刷市場逐步萎縮。另外,黨政機關文山會海也不復出現,各種各樣的會議材料、文件和相關印刷宣傳品逐漸銷聲匿跡,對那些專接政府訂單為主要生計的小廠而言,這簡直是滅頂之災。如本文開關談到的郭先生,據他反映,過往公承擔政府交給的訂單一年就高達十幾萬元,對一個只有20來名工人的小廠來說,也是一筆不少的收入,而現今接單幾乎為零。
二、大環境在“打壓”
當今社會,對環境保護的呼聲一浪高過一浪,作為全國乃至世界經濟窗口的深圳,對企業環保要求自然列為全國“高嚴”地帶,加上“深圳質量”的提出,那些產能落后的企業自然不能立足于深圳。2014年下半年,深圳市人居環境委頒發了2014年揮發性有機物污染整治工作方案,其中專項對印刷包裝企業進行揮發性有機物(VOCs)污染的整理,要求排放不達標企業限期整改,拒不整改將遭受嚴懲或強行停產,這使技改落后的企業在深圳生存只能“風雨飄搖”,只好搬離這個“高嚴”地帶。
三、地價貴、用工難、成本高在“打壓”
相較其他行業企業而言,印刷包裝企業一般是產品高新技術含量低、用工大、占地廣。我們不難發現,在深圳立足的印刷包裝企業往往都在鬧市的邊緣,原因是在寸土寸金的深圳,越往繁華地帶,地價或用地租金高得驚人,與占地小、科技含量高、產能高的電子科技或互聯網等行業企業相比,印刷包裝企業就顯得像龐然大物的“黔之驢”了,空有龐大的外部。即使是深圳的邊緣,地價也高于東莞、惠州等附近地區的地價,這就促成深圳印刷包裝企業逐漸從市區搬往關外、從關外遠搬離深圳的結果。例如,在八卦嶺的企業為了發展或擴建需要,便往關外搬遷;在關外的企業,則搬離東莞或惠州。此外,深圳是經濟特區,企業員工工資往往比其他城市高,加上2015年深圳基本工資繼續上調,相同行業相同產值的企業,在深圳支付工人工資往往高于其他城區和城市,這又是印刷包裝企業在深圳關停的另一個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