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顧歷史,印刷術與造紙術不僅是支持出版活動發展進步的兩大技術,也是中國對世界文明進步的巨大貢獻。可以說,一直到今天,以紙為載體、通過印刷復制的報刊書籍,依然是影響力最大、效果最好的重要傳播媒介之一。
我們為大家介紹四堡刻本。其實,雖然今人對北宋畢昇發明的活字印刷術最為了解,但總的看來,雕版印刷因為重印方便,一直是中國古代出版業的主流;同時,與今日出版業不同的是,古代的刻書機構即是復制機構,也是出版、發行機構。福建四堡正是雕版印刷與刻書機構那段歷史的生動縮影。現在的四堡雖是閩西群山中一處偏僻的村落,但其卻曾是繁華的雕版印刷業之鄉,為中國南方提供了大量價格低廉的教科書、家用指南、醫療手冊及傳統名著,是中國出版史上的輝煌一頁。
四堡刻本
刻版
當木板在四堡或附近(例如在上杭)鐫刻時,未鐫刻的木板似乎由出版商提供。如上文所述,至少到19世紀晚期,此地的鄒氏、馬氏印工主要依賴本地出產的樟木作木板。一些報告人更準確地指出,“小葉樟”的木材用于大型木板,而山梨木和棗木——至少到19世紀晚期,在當地仍可獲得——用于小型木板。對刻版準備過程的描述非常簡單:首先將大塊的木材劈開,剝去表皮;接著在水中浸泡,然后陰干(避免在太陽下蜷曲);刻版晾干后,把木材劈成合適的規格;最后將表面刨平,輕輕地上油。這時,就可雕刻了。待出版文本的抄本由書坊成員用一種“粘”墨抄寫在薄紙上,然后用米湯粘在木板上,再早期用一種扁平的刷子將其弄平。米湯干了以后,將紙從木板上刮掉,之前用墨寫的文字就會反向留在上面。刻工將文字周圍的木材刮去,使文字凸出來。大多數刻工一天至少可以鐫刻一百個字;刻工以每百字為單位計酬。
鄒氏、馬氏出版商掌握了抄本的出版,因此也就控制了書籍的設計——版面的規格(也就確定了木板的規格),每頁的行數和字數,插圖的使用和位置。不用時,刻版貯存在家里,垂直放在書架上。如今僅存幾百塊雕版,但霧閣和馬屋的村民都記得,在20世紀早期,各家書坊都有幾間屋子滿是雕版。文海樓書坊的一位后裔提到,他家住宅的一整個“廳”都用于刻版的貯藏。這些貯藏室和出版商住宅的墻——甚至兩個村子中靠街的墻——被加厚,以保護刻版和整個印刷活動免于火災。特別是馬屋,一些此類的“風火墻”或“風火屋”仍然存世。
總的來說,四堡出版商通過各種渠道獲取雕版。當出版業被引入霧閣和馬屋時,第一個出版商靠自己鐫刻木板(并將其技巧傳給家人);他們也可能從外地初具規模的出版地輸入雕版。隨著出版業的發展,如當地的報告人所說,鄒氏和馬氏書坊可能有人擅長鐫刻木板。但出版商似乎主要雇傭“外地”專業刻工。這些勞動力可能來自和出版商無親戚關系的地方宗族,這些宗族的成員專長刻版——當然,四堡出版商能夠為他們提供一份穩定的工作;也可能來自閩西市鎮和縣城中的刻字鋪。到19世紀早期,一些書坊除了從其他出版商那里購買刻版,或雇傭馬崗的婦女為其鐫刻之外,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四堡書籍貿易路線的拓展。販書路線的延伸也使四堡商人接觸到新的刻版提供者,如佛山鎮出版商或馬崗刻工。銷售區域的擴大使四堡出版商涉入更加非個人的生意關系,他們與遙遠的外地人協商,而不是雇傭地方手藝人和家人。當然,有了外地的供應商,意味著對出版過程最重要的工序的控制顯著減弱:四堡出版商既不能精確規定文本的格式,也不能監督刻版的質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