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經濟工作會議12月14日至16日在北京舉行。習近平總書記在會上發表重要講話,分析當前國內國際經濟形勢,總結2016年經濟工作,闡明經濟工作指導思想,部署2017年經濟工作。繼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成為明年經濟工作的主線。從全球看,美國奧巴馬政府極力推動“制造業回國美國”,德國推出“工業4.0”,特朗普欲加碼減稅優惠吸引制造業回歸。落實中央經濟會議提出的振興實體經濟目標,必須認識“去工業化”對中國實體經濟的危害,并完善避免“去工業化”陷阱的相關政策。 一國在國際上的地位取決于其國際競爭力。從經濟上看,國際競爭力包含兩個方面。一個方面是把國際競爭視同為國際市場競爭,因此,國際競爭力就是指一國在國際市場上出售其產品的能力;另一個方面是把國際競爭視為國內經濟的比拼,因此,國際競爭力就是指一國創造增加值和國民財富持續增長的能力。制造業在其中均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制造業是一國國民經濟的基礎,其發展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國民經濟各部分的發展;制造業的領先又能使本國商品的市場開拓能力強于其他國家。因此,制造業不僅擔負著國家財富制造基石的作用,也涵蓋了一國引進吸收能力與輸出擴張能力等。 “去工業化”究竟是趨勢還是誤區 一般認為,在工業化和城鎮化中后期,第三產業將超過第二產業比重,并被認為是一國經濟轉型升級的重要標志。 上世紀后半期,發達國家出現了“去工業化”浪潮,形成幾乎一種“周期”的態勢。 美國首當其沖。作為世界領先的制造業大國,美國早在20世紀初就實現了工業化。20世紀50年代,美國制造業在國民經濟中的占比曾達到峰值28%,制造業增加值占世界總和的40%左右。此后,美國經濟重心從制造業轉向服務業等第三產業,制造業逐漸轉移到其它國家。1980年,金融、地產與專業服務增加值之和/GDP首次超過制造業,制造業開始經歷趨勢性萎縮。隨著金融業宏觀監管放松,美國金融業突飛猛進和制造業外遷于2007年前后達到高點。 其它發達國家的趨勢幾乎與此雷同。日本等國家則在更短時間內完成了這個階段,同時也留下了更多“后遺癥”。 日本經過戰后20多年的快速工業化和經濟增長,進入了后工業化階段。此后,日本通過海外直接投資和技術轉移,不斷推進產業轉移,也為產業空心化和經濟泡沫化埋下隱患。經濟泡沫破裂后,日本經濟陷入停滯。日本學界長期研究認為,產業空心化是導致產業競爭力弱化和經濟停滯的主要原因之一。 所謂“去工業化”,究竟是歷史趨勢,還是經濟誤區? 有關去工業化的公開討論始于20世紀70年代末;但20世紀90年代后期,美國經濟持續穩定發展,去工業化問題淡出;21世紀初,隨著美國需求萎縮及發展中國家低工資競爭,去工業化再次引起關注;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大家普遍認為,在某種意義上,金融衍生市場的過度膨脹和第二產業的空洞化是這場危機的根本原因。去工業化研究熱情再次被點燃。這一次,大家不約而同的提出,“再工業化”。 再工業化計劃紛紛出臺 2009年10月,美國失業率最高飆升到10%、GDP同比增速-4%,經濟系統的穩定性面臨威脅。2009年11月,美國總統奧巴馬指出,美國經濟要從過去維系在金融信貸之上的高消費模式,轉向出口推動和制造業推動的成長模式。美國政府隨即提出出口倍增計劃、制造業促進法案等。這一系列行動及政策被稱為再工業化。 與此同時,西歐各國也紛紛出臺再工業化計劃和政策。2008年9月,英國政府公布新的振興國家制造業的戰略計劃;2010年9月,法國政府提出必須進行再工業化,在“新產業政策”中明確將工業置于國家發展的核心位置;2010年,西班牙制定了再工業化援助政策。 這次是認真的。此次“再工業化”戰略均通過法案或計劃的形式發布,有力保證了其實施與執行。 而且,本次“再工業化”戰略有相應的多層次多方位政策部署進行系統性配合,有效保證了其順利進行和收效顯著。 首先是強化貿易保護措施。所使用的貿易救濟手段不斷變化,涉及產品范圍也不斷擴大。比如加強反傾銷及“雙反”調查力度;加強技術性和知識產權貿易救濟措施;甚至通過修改國際競爭規則或建立新機構來實施貿易保護等。 其次,用優惠政策吸引企業回歸本土。主要利用稅收或補貼等扶持方式。美國取消了把業務轉移到海外的美國公司所享稅務優惠,同時為回巢及高端制造企業提供稅收優惠。 此外,是加大高科技技術創新投入。歐美政府持續增加創新投入,并鼓勵企業增加高端研發投入。美國《2009年美國復蘇和再投資法案》草案增加了133億美元科技投入,主要流向美國競爭力計劃所重點支持的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能源部科學辦公室和國家標準技術研究院和國立健康研究院。 “再工業化”的新內涵 “再工業化”詞條在1968年出版的韋伯斯特詞典就有。這是美國作為政策計劃第三次提出“再工業化”。而且,確實有一定的效果。 比如,引資效果顯著。2000—2007年美國制造業FDI(外商直接投資)年均增長率為4.36%,小于同期制造業OFDI(對外直接投資)的5.03%;2008—2013年美國制造業FDI年均增長率高達7.55%,大于同期制造業OFDI的5.22%。 實體經濟持續提振,美國制造業總產值于2009年大幅縮水后連續高速增長。出口市場強勁復蘇,2010—2014年間累計增長了52.76%。其中,高科技產品出口規模不斷擴大。 更值得注意的是,2009—2012年間,第二產業的增加值比重從2009年的16.5%上升至2012年的17.3%,第三產業增加值比重從2009年的82.6%下降至2012年的81.6%。但勞動雇傭比重走勢正好相反,第二產業勞動雇傭比重下降幅度大于之前的年平均降幅,第三產業勞動雇傭比重持續上升。這種背離說明雖然美國實施“再工業化“,其內涵與我們想象中的勞動密集型企業大量回遷等迥然不同,回歸的制造業是更加注重技術創新的企業,其生產率的提高大于其雇傭員工人數的增加,因此,“再工業化”戰略也進一步促進了生產性服務業的就業增長。 不錯,這次再工業化,不是旨在恢復和振興傳統的制造業,而是一種重設計、高質量、高附加值的“精細工業化”,是通過產業升級,用新一輪技術革命的成果引領和改造其他產業,特別是新能源、信息、生物、醫療、環保、空間等新興產業。在智能化的大趨勢下,服務性不再是制造業的對立面。 同樣的倡議,在不同的時期、不同的發展階段,有著不同的內涵。這一次,應該是通過科技和創新,使制造業和服務業的平衡和可持續發展融合度變得更高。 中國還不是制造業強國 中國是個制造業大國。三十年經濟高速發展的“奇跡”,與制造業的蓬勃緊密相關。從全球制造業發展的歷史看,中國發展的機遇,與改革開放的過程和發達國家完成工業化后的制造業向外遷移的過程不無關系。 然而,中國還不是個制造業強國。 現階段中國制造業的國際競爭力水平與發達國家比仍有相當差距。我國制造業的發展方式仍以粗放式為主,亦未能形成規模效應。競爭力很大程度上依靠易受外界經濟沖擊的勞動密集型產業,而勞動力紅利正在下降,資源過度消耗也使環境壓力巨大。中國工業制成品的進出口額占中國總出口比重的90%以上,但只占世界工業制成品的10%左右,競爭力仍有待提高。 近些年,中國與歐美國家貿易摩擦則急劇上升。2010年,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共發起58起337調查中有19起調查被訴方涉及我國企業。歐盟委員會2012年9月宣布對我國光伏組件、電池、硅片等產品展開反傾銷調查,該爭端年涉案金額近1300億元。日前的“市場經濟地位”之爭也是一例。中國傳統產業和新興產業的外部市場均受到擠壓。與此同時,歐美等國的產業吸引力相對增強,我國國內卻由于勞動力成本上升、房價上升、環保壓力、稅費等,使企業感到運營壓力日益增加。 此外,尤其在前些年的“GDP競賽”中,只想追求速效,不愿意解決對短期增長無效或有負效果、但能夠提升長期增長潛力的關鍵性問題,采取了一些可能竭澤而漁的措施,強力加大提前消耗,硬性提高虛假需求,甚至造成大量的資源浪費以及無效使用,給中國的工業化發展和產業結構帶來了嚴重的扭曲。時至今日,要把自己打造成“金融中心”的城市數不勝數,對虛擬經濟和服務業片面追求已成為普遍現象。經濟走向“脫實向虛”。 未工業化、去工業化遇上再工業化形成的“陷阱” 縱觀歷史,中國的問題昭然。中國的工業化卡在了所謂“周期”的陷阱中。一方面,由于發展速度超常,中國制造業與日本類似,在較短時間內就開始追逐制造業“周期”末段,發生了“去工業化”的現象,而更危險的是,中國只是體量龐大,其實根本“工業化”未及。這事實上破壞了中國制造良性發展的路徑,形成了經濟“脫實向虛”,并且難以回到正軌的結果;另一方面,由于中國起步較晚,還在上一個“周期”之中,發達國家已經進入到下一個“周期”中來,因此,“未工業化”遭遇“再工業化”的資源爭奪戰,進一步加重加大我國經濟增長和轉型升級的壓力。并且,由于我國實體經濟本就不夠扎實,“虛火上升”只會更加重系統風險的可能性。 中國有中國獨特的優點,但別人犯過的錯誤,中國也都在犯。而且由于時間短促,壓力集中,消化難度更大。 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的大國,其經濟現代化不可能繞過工業化階段。在中國,農村人口占比仍高,高科技產業的出現實際上也無法代替工業化的功能。 從企業層面來看,應積極應對國際制造業發展新形勢和新趨勢,借助新的信息技術,實現中高端制造業的升級,一方面圍繞高新技術產業化重點發展領域,開展關鍵技術的突破。另一方面要提高企業管理水平和能力,樹立企業品牌意識,提高企業核心競爭力。 但必須注意的是,企業作為微觀個體,千差萬別,重要的是有充分的競爭和正確的激勵,進而才能夠形成最活躍、最優質的市場,得到最具價值和最具競爭力的企業。因此,市場政策決策和制定者的導向才是其中關鍵。 應創造工業化的有利營商環境 當前至關重要的是,要培育適合企業積極發展的營商環境,以及能夠公平優勝劣汰的高效市場。 建立正確的激勵機制。強化制造業在作為工業經濟中心和國民經濟主導產業的定位,堅決改變一些地方盲目追求虛擬經濟指標增長的產業結構政策扭曲現象。因各種原因形成的資產泡沫不但擠壓了制造業的利潤空間,也打壓了制造業的積極性。當地方政府因自身收益而助推房價的時候,才會出現實業因房租太貴而無以為繼,同時又因兩套學區房就起死回生。但這種童話無異于殺雞取卵,促使制造業無立錐之地。所以,政策制定和執行必須要放棄短期利益,放眼長期,從根本上改變自身和投映于市場的激勵機制,提高智力能力,加強監管能力,擠壓企業虛擬經濟投機行為空間,促使經濟脫虛向實。 提供良好的營商環境。企業最在乎的,無非是兩點,投資收益,以及運營環境的穩定性。因此需要切實下功夫降低企業運營成本,尤其是一些額外成本和制度交易性成本。比如稅負中許多“費用”既不透明又缺乏法理依據。而運營整體政務環境需進一步加大公開、公平程度,以法律為準繩,使行政政策和手段受到應有的約束和監督,實現宏觀穩定和一致性,實現對實體經濟和微觀客體的服務功能。 準備扎實的基礎條件。加大對制造業的技術創新財力投入,也通過完善制度使制造業技術創新的融資變得更容易;重視職業教育,整合高校教育資源,強化職業工人的素質教育和實踐培訓;建立完善的信息交流平臺,加快信息交流;整合政府部門、企業、大學和科研機構資源共同開展研究高端裝備制造業發展等重大戰略問題,探索積極、有效、長效的合作模式。 后記 未來的制造業,將在預測分析、物聯網、智能化和新材料等方面實現突破,這些也將成為國家競爭力發展的至關重要因素。目前,美國的成就仍很突出。須知,由于一直聚焦于服務創新領域的發展,使美國成為世界上高新技術和教育最發達、最集中的區域。因此,美國現有的制造基礎和實質控制力仍然非常強大。 必須承認,美國的確經歷過很多彎道和風險,但這些經歷在被充分吸收后,如果從更長期的歷史觀看,反而能夠使其發展更加熨帖。 反觀中國經濟,和工業化問題一樣,是速度過快造成的周期歷程太“趕超”而衣不稱身帶來的撕裂痛,也是起步太晚造成周期歷程“沒趕上”而衣難蔽體帶來的牽扯痛。中國對自己經濟的理解和研究遠遠跟不上時代的需要。這往往使我們卡在了某些理論中的“周期”之間。 這是個奇怪的陷阱。我們一方面很容易以為我們是我們還不是的人,另一方面卻驚異的發現我們以為自己是的人已經不是我們以為是的那種人。 中國意識到了新時期的新挑戰。這是好事。但怎么做?困難并不小。宏觀藍圖中,要尋找能夠真正實現遠大目標的微觀世界支柱。 好在我們是一個勇敢勤勞節約上進的民族,企業的活力和市場的動力應當還有更大的激發空間。如何充分有效調動各方因素,才是經濟發展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