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印刷出版：繁榮難掩隱憂 行業亟須規范

當前，一方面，不少非古籍社將業務拓展到古籍出版，有的還將古籍包裝成豪華禮品書，有些出版社并不具備古籍編輯出版的能力；另一方面，專業古籍社出版的圖書數量卻呈下降態勢。這種情況使得古籍出版行業魚龍混雜，水平參差不齊，一些書籍更是錯誤百出。

　　歲末年初，安徽師范大學教授黎澤潮《〈因話錄〉校箋》抄襲事件引起學界嘩然。人們在譴責抄襲者學術失范的同時，也把目光對準了出版社：為何一部錯誤頻出的書能夠順利出版？出版古籍類圖書，編輯、出版社是否應該具備古籍出版的專業資質？還有學者呼吁，古籍整理專業性較強，相關部門應當制定出臺古籍整理出版的規范，一方面便于編輯、出版社在實際工作中操作執行，另一方面也便于讀者判斷一部古籍整理著作的水準。

　　從兩家半到遍地開花 古籍出版繁榮背后有隱憂

　　20世紀五六十年代，國內專業從事古籍整理的出版社有“兩家半”之說。“兩家”是指北京的中華書局和上海的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即如今的上海古籍出版社），“半家”則是指人民文學出版社，因其只有古典文學部從事古籍整理出版工作。

　　經過幾十年的發展，越來越多的出版社進入古籍出版領域。截至2014年，中國出版協會古籍出版工作委員會的理事單位已增至35家。實際上，從事古籍出版的出版社，遠不止這35家。

　　近年來，隨著人們對傳統文化的重視，不少非古籍社將業務拓展到面向大眾的普及型古籍出版物，有的還將古籍包裝成豪華的禮品書推向市場。而一些古籍社的情況恰好相反，由于學術類古籍讀者面較小，利潤有限，這些出版社出版的古籍圖書數量不斷下降，轉而更多地出版教材教輔。

　　“有人認為，古籍屬于公版書，出版社沒有稿費成本，利潤空間很大。其實，規范的古籍整理是一項繁難的學術工作，為整理者支付的稿費成本是比較高的。”中華書局總編輯顧青說，有些涌入古籍出版領域的出版機構，其實并不具備古籍編輯出版的能力。

　　“現在有人提出古籍出版準入制度，讓不具備資質的出版社退出古籍出版領域，我是很糾結的。”雖然身處中國最老牌的古籍社，但顧青并不認為只有古籍社才能出版古籍，“把古籍整理交給具備編輯能力的出版社，避免質量低劣的古籍整理圖書出現在市場上，當然是一件好事，但不能因噎廢食。把所有古籍集中到幾家出版社出版，是不現實的，畢竟古籍社沒有那么大的編輯力量，而且也不利于文化繁榮。從傳承和弘揚傳統文化的角度來說，應該有更多人參與到這項事業中，把具有資料價值、文獻價值的古籍進行出版、傳播。”

　　在清華大學中文系教授劉石看來，新中國成立之后，各出版社的出版領域曾經有一定的分工，像商務印書館以出版辭書、譯著為主，中華書局主要出版古籍、傳統文化類圖書，此外還有文藝社、科技社等專業出版社。但在如今市場化的條件下，只有通過市場優勝劣汰，讓讀者的購買選擇把那些圖書質量差、不符合學術要求的出版社逐漸淘汰出古籍出版領域。

　　顧青建議不具備古籍出版能力的出版社，可以采取與古籍社合作的方式，將古籍整理資源和策劃、營銷資源結合起來，共同推進古籍出版。

　　從乾嘉學派到現代學術 古籍整理需要新規范

　　糾結于古籍出版準入的顧青，對于支持對古籍整理出版進行規范的態度卻十分鮮明。事實上，中華書局早在幾年前就已經編寫出《古籍整理規范手冊（征求意見稿）》。

　　“現在學術界越來越強調學術規范，但從西方借鑒而來的學術規范，在中國傳統學術研究中并不一定十分合用。在古籍整理領域，清代乾嘉學者通過長期實踐已經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學術規范。然而，今天也有古人沒有遇到過的問題，比如新式標點，比如影印。”劉石同樣認為，推出古籍整理出版規范非常必要。

　　從20世紀90年代起，中華書局編審程毅中、許逸民等古籍整理專家就開始陸續撰寫《古籍標點釋例》《古籍校勘釋例》《古籍注釋釋例》《古籍今譯釋例》《古籍影印釋例》等系列文章，以舉例的方式，對標點、校勘、注釋、今譯、影印等古籍整理出版中涉及的方方面面工作進行了總結歸納。《古籍整理規范手冊（征求意見稿）》也將這些文章收錄其中。然而，在實際出版過程中，不按規范操作的現象比比皆是。

　　“我們現在大量推出的古籍影印本，在體例上駁雜混亂、各行其是，缺乏一種統一的合乎學術要求的影印規范。這種體例駁雜的影印本，既不可能為保存古籍版本提供更多的助益，也不可能成為學術研究的羽翼。”這是許逸民針對古籍影印出版亂象的批評。許逸民說，規范的古籍影印應該具有諸多條件，如，所采用的底本具有一定學術價值或文物價值，撰寫足以反映當代學術研究水平的序文，制定新的目錄或索引。而很多影印古籍沒有做多少整理研究和編輯加工的工作，就草率出版發行了。

　　顧青坦言，某些具體環節應該如何規范，并非沒有爭論。比如，有些古籍在“文革”中遭到破壞，被踩上了腳印，“有人認為腳印出現在古籍上，很不美觀，而且影響閱讀，主張在影印時通過技術手段把腳印修下去；有人則認為腳印是留存在古籍上的一種信息，應當保留”。顧青表示，可以先把學界、出版界的共識形成一個統一的規范，至于存在爭議的地方可以留待未來慢慢解決。

　　“在信息時代，人人都可以在網絡上發表自己的作品，有人因此質疑編輯存在的必要性。其實，在眾多參差不齊的書稿中遴選出優秀書稿，并將其編輯成符合規范的出版物，是編輯的重要職責。”顧青說，在信息時代，編輯的價值將更加得到彰顯。